美国人的美国化

在小说中，“美国人的美国化”既是一种公共理想，也是一股政治压力——莱昂内尔·本格尔斯多夫倡导将其视为培养国家忠诚的过程，而政府计划却把融入社会变成使犹太家庭与其社群分离的手段。这个说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种张力。美国历史、公民仪式和宪法语言能让罗斯一家强烈感受到归属感，但同样的国家团结话语也能被用来把排斥包装成爱国行为。

本格尔斯多夫的公民理想

到1940年，莱昂内尔·本格尔斯多夫担任所在会众的拉比已比美国其他任何拉比都久；报纸称他既是新泽西州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是出色的演说家。他一再称，发展美国理想是犹太人的首要任务，并称“美国人的美国化”是抵御布尔什维主义、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他的公众地位赋予这一说法鲜明的公民与宗教权威——他把这一理念带进纽瓦克的教堂和公立学校，还在全州及全国各地的公民、文化、历史和兄弟会组织中发表演讲。

他所阐述的理想要求人们对国家保持单一效忠。他引用西奥多·罗斯福对全国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说，宣称：“这里不容许双重效忠。任何人若自称是美国人，却又同时是别的什么人，那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我们只能有一面旗帜，那就是美国国旗。”在这一表述中，美国身份不只是与参与公共生活相容，还以压抑任何可能相冲突的归属为条件。在一个犹太公民恰恰因为国家声称要接纳他们、其忠诚却受到质疑的故事里，这一要求显得格外尖锐。

公民象征与切身的归属感

一家人对国家纪念碑的所见所感，赋予了美国化这一理念以情感力量。驾车驶入华盛顿特区时，一次走错路让罗斯一家径直来到美国国会大厦。叙述者将其称为美国历史的核心；一家人正指望这段历史保护他们免受林德伯格的威胁。这一幕将政治焦虑与国家象征联结起来——国会大厦并非抽象的机构，而是一个看得见的保护承诺。

在林肯纪念堂，雕像的面容在叙述者眼中仿佛是上帝与美国的合一。雕像的规模和庄严气势令一家人震撼，使国家理想显得近乎神圣。后来，家人谈起描绘玛莎·华盛顿的邮票，这一话题让他们暂时从身为林德伯格治下华盛顿的一户犹太人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处境中解脱出来。叙述者觉得自己仿佛在学校集会上唱国歌，倾尽全力。这些时刻共同表明，美国化不仅可能被体验为要求人们遵从的压力，也可能是一种对共同历史、公共仪式以及在这个国家安居的可能性的依恋。

从融入到行政管制

在林德伯格政府治下，美国同化办公室把各项计划宣称为让宗教和国家少数群体融入更广泛社会的方式。伊芙琳姨妈是莱昂内尔·本格尔斯多夫的执行助理，她支持“只做普通人”儿童乡村体验计划；该计划让十二至十八岁的犹太男孩离开城市社区，到数百英里外的农户家中做农田帮工和日工，为期八周。桑迪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计划。因此，计划所宣称的接触美国腹地传统生活，实际后果是——一名青少年在一项实际上针对犹太青年的政策之下，与家人和社群分离。

四十二号家园迁居计划将这种行政手段扩展到更大范围。发给赫尔曼·罗斯的迁居提议把政府出资的搬迁描述为让家庭开阔视野、增强国家实力的机会，并援引1862年《宅地法》作为先例。菲利普问伊芙琳姨妈，能否迁走威什诺一家而不是罗斯一家时，她指着几张插满图钉的地图——一张标出新泽西州被选中迁居的家庭，另一张标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指定目的地。她强调涉及的人和部门众多，坚持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作出决定，同时又主张离开社区对菲利普有益，正如对桑迪有益一样。她的解释揭示了这种政策如何通过非人格化的程序分散责任，却仍然决定着一个个家庭的生活。

睦邻计划把同一逻辑延伸到犹太社区。意大利裔家庭搬进犹太居民腾出的公寓；政府法令为他们指定了新住所，并以房租优惠作为补贴——五年内房租减免百分之十五，即每月四十二美元五十分中减免六美元三十七分。官方理由是，通过增加犹太人为主的地区内非犹太居民的数量，增进所有人的美国属性。在家里，有时在学校，人们将这项政策理解为削弱犹太人的社会团结和选举力量。计划所用的互惠增益话语与人们担忧的政治后果形成对照，使美国化无法与两个问题分开——谁有权留在一个社区里，以及谁有权界定这个社区的面貌。

对国家归属权的争议

赫尔曼·罗斯面对证明自己忠诚的压力时，以日常公民义务和长久的本地身份作答。他告诉库祖扎先生，自己出生在纽瓦克，一直按时交房租、税款和账单，从未欺骗雇主或政府，而且相信并热爱这个国家。库祖扎先生也作出回应，肯定自己对美国的归属感，并以此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相对照。他们的对话将归属感落在工作、居住、诚实以及共同反对独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社群取代另一个社群的基础上。

当国家话语被用来反对违宪政府时，这一说法的政治利害关系便显得尤为清楚。安妮·莫罗·林德伯格在一段反对惠勒政府的广播中，援引《独立宣言》的语言和结构，谴责篡权，并宣称自由与正义已经恢复。她宣称：“我不会屈从于煽动叛乱的政府那些非法代表，也不会受他们恐吓；我对美国人民的要求不比对自己更多——请他们以我为榜样，拒绝接受或支持任何无可辩护的政府行为。”她的呼吁并未抹去小说早先以美国化之名实施的强制手段；相反，它表明国家的立国话语也能成为质疑政府权力的标准。因此，这一说法汇聚了小说的核心矛盾——国家理想可以被用来要求人们遵从，却也能提供抵抗暴政、主张充分公民归属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