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5—1580年

1575年至1580年间，塞万提斯的生活以在阿尔及尔遭囚禁和屡次设法重获自由为特征。他在服兵役后返回摩里斯科人流亡中的西班牙途中被俘，随后成为数项逃脱计划和一场漫长赎金谈判的中心人物。这段经历也为《堂吉诃德》中关于基督徒在阿尔及尔被俘的另一段叙述提供了历史背景，不过那段虚构叙事并非塞万提斯亲身经历的记录。

被俘与赎金身份

1575年9月，塞万提斯与弟弟罗德里戈及其他乘客搭乘“太阳号”桨帆船，从那不勒斯驶向摩里斯科人流亡中的西班牙。他带着奥地利的唐·胡安和塞萨公爵的推荐信，信中因他服役有功而推荐他担任一支连队的指挥官。26日，阿尔及尔桨帆船截获这艘船，乘客抵抗后仍遭俘虏。推荐信使俘虏塞万提斯的达利·马米相信，他抓到的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塞万提斯的家人送来赎金时，达利·马米认为数额不足而拒绝接受。罗德里戈的俘虏接受了赎金，两兄弟于是商定让罗德里戈返回摩里斯科人流亡中的西班牙，寻找船只营救米格尔和其他俘虏。

塞万提斯被归为等待赎金的俘虏，这一身份使他的囚禁具有特定形态。《堂吉诃德》对俘虏制度的叙述，将这类囚犯与被视为市政财产的俘虏区分开来；后者可能被派去承担公共劳役，也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私人主人。等待赎金的俘虏可能被关在称为“巴尼奥”的监狱里，不过付款延误仍可能使他们被迫劳动。塞万提斯与其他有身份的俘虏关押在一起，被列为等待赎金者；他的锁链既标示了这一身份，也象征着禁锢。

逃脱尝试与责任承担

兄弟俩的营救计划之前，塞万提斯曾尝试逃脱但未能成功。被俘后不久，塞万提斯说服同伴徒步前往奥兰，但向导第一天之后便抛下他们，迫使众人折返。后来，在一名西班牙园丁的帮助下，塞万提斯在一处海滨花园安排藏身之所，并把十四名同伴俘虏逐一带到那里。一名绰号“埃尔·多拉多尔”的改宗者提供食物。罗德里戈的船出现在近海时，计划一度几乎成功，但一艘经过的渔船发出警报后，船员便撤离了。计划败露，俘虏们在逃脱之前就被包围。

阴谋被发现后，塞万提斯承担了策划责任，并坚持说同伴们并无责任。即使面临惩罚威胁，他在德伊面前仍坚持这一说法。园丁遭到处决，德伊则接收了囚犯，并付给达利·马米500克朗赎回塞万提斯。此后，塞万提斯受到更严密的监禁。后来，一封向奥兰总督求助的信遭到截获，塞万提斯面临严厉判决；身份不明的求情者为他争取到了宽免。

又过了将近两年，另一项大型计划才开始成形。在一名西班牙改宗者和两名居住在阿尔及尔的瓦伦西亚商人帮助下，塞万提斯准备购买一艘武装船，计划营救约六十名重要俘虏。一名医生胡安·布兰科·德·帕斯泄露了计划。商人们担心审讯会暴露他们，劝塞万提斯登上一艘驶往摩里斯科人流亡中的西班牙的船，但他拒绝在他们仍有风险时独自离开，并主动向德伊投案。他再次拒绝供出同谋。德伊把他送回监狱，并给他加上比此前更重的锁链。

获释及其记录

与此同时，家境贫困的塞万提斯一家努力筹集另一笔赎金。他的父亲变卖了财产，姐妹们也交出了嫁妆；最终交由胡安·希尔神父保管的款项共计300达克特。德伊起初索要的金额是这笔钱的两倍多。他的任期已经结束，正准备带着俘虏前往君士坦丁堡，这时他同意将索要金额减半。胡安·希尔神父借来了差额。1580年9月19日，在被囚禁将近五年之后，塞万提斯获释。

这些逃脱尝试及其后续也成为证词记录的内容。塞万提斯得知布兰科·德·帕斯正准备依据伪证指控他行为不当后，拟定了二十五个问题，涉及他的囚禁经历，并请胡安·希尔神父收集宣誓证词。包括主要俘虏在内的十一人证明了他的表现，其中提到他曾鼓励并帮助他人。这些证词保存了关于他在俘虏群体中所起作用的集体记录，而不只是他个人遭囚禁的经历。

这段时期在小说中的呈现

《堂吉诃德》中的《俘虏故事》从一个不同的虚构视角描写了阿尔及尔的囚禁生活。故事叙述者维耶德马船长讲述了自己在塞万提斯负伤的勒班陀海战中被俘、与基督徒俘虏一同遭囚禁，以及与佐拉伊达和一名改宗者共同策划逃脱的经历。故事把“巴尼奥”、赎金安排和囚犯之间的合作，呈现为更广泛俘虏经历的一部分。这段故事不应与塞万提斯的生平混为一谈——两种叙述所描述的情境各不相同，但它们都着重表现了囚禁、机智筹划和逃脱风险，因此这段虚构情节可视为对历史时期的文学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