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格布兰特

女人们在说话

海因茨·格布兰特因听信彼得斯主教声称魔鬼曾造访殖民地的女孩和妇女而心生恐惧,随后与妻儿离开莫洛奇纳殖民地。共同体将他的离开视为软弱的证据,但叙述者的记述使这一评判更为复杂——海因茨质疑过殖民地主教的行事方式,而他的离开最终是自己的决定,并非遭到驱逐。他短暂的几次出现,也将殖民地公开的宗教言辞与有关信仰、机缘,以及一个人能否进入更广阔世界的私人疑问联系起来。

身份与地位

海因茨被描述为一名莫洛奇纳殖民地男子,后来携家人离开殖民地。记述没有详述他的生平,也没有描述他离开殖民地后的生活;它是通过他与叙述者的交谈,以及对他离开原因的相互竞争的解释来定位他的。这幅有限的肖像很重要。海因茨既是作出重大抉择的人,也是共同体故事中的对象;那个故事替他解释了这一抉择。

他的离开发生在一场危机期间。当时,除年迈或体弱者以及叙述者以外,留下的男子都前往城里,为被监禁的施暴者交保释金。他们希望被控者在候审期间返回莫洛奇纳殖民地。彼得斯主教说,之后妇女们将有机会宽恕这些男子;如果她们拒绝,就必须离开,前往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外部世界。妇女们只有两天时间决定如何回应。记述并未说海因茨参与了这趟行程,但这场危机明确展现了共同体边界的力量——留下、离开和归属,都受到男性权威与流亡威胁的影响。

记述中另一处小小的细节,则将这道边界置于与外界接触的更长历史之中。合作社朝南的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照片,曾由英格兰的《卫报》刊出,照片出自一位多年前来到莫洛奇纳、考察门诺派信徒的摄影师之手。这位摄影师最初是向叙述者的父亲提起英格兰的。这张照片并不能证明海因茨与摄影师有联系,也不能表明海因茨出现在照片里。它的意义较为有限——在海因茨的离开使离开殖民地成为眼前的现实之前,外部世界就已进入殖民地的日常空间。

关于彼得斯主教的陈述与权威问题

在叙述者讲述的一段令人不安的有关彼得斯主教的谈话中,海因茨有所提及。据海因茨说,彼得斯主教承认,囚禁和虐待人、让人长期处于不确定之中,会造成他们正在讨论的那些状况。随后,叙述者问海因茨,彼得斯主教既然行事如此,怎能继续担任莫洛奇纳殖民地的主教。这个问题指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承认权威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却继续行使这种权威。记述记录了这一质疑,却没有提供海因茨的回答。

这段对话使海因茨不再只是一个与离开有关的名字。他带来了有关彼得斯主教承认之事的信息,而叙述者则追问这一承认对主教的地位意味着什么。这一刻并未显示海因茨领导反对行动或提出解决办法;它展现的是他参与了一场使宗教职务与责任之间的落差难以忽视的谈话。读者是通过叙述者的转述,而非海因茨自己的连贯叙述,了解到他的观点。

离开与共同体的评判

叙述者称,海因茨已与妻儿离开莫洛奇纳殖民地。对离开原因的解释经过了审慎归属——据说,他听到彼得斯主教声称魔鬼曾造访殖民地的女孩和妇女后,便心生恐惧。这样的措辞保留了这一说法作为彼得斯主教的宗教解释,而没有将其当成对事情经过的独立确证;它也将海因茨的决定与共同体理解这场危机时所使用的语言联系起来。

随后,记述列出流传于共同体中的种种评判——有人说他不够像个男子汉,也不够虔诚,无法接受真相;有人说他容易气馁,还有人说外面的世界会击垮他。这些都是转述而来的看法,并非对他性格的中立事实陈述。反复提及这些说法,使离开成了检验男子气概与宗教可信度的试炼。然而,叙述者随即补充了相反的一面——彼得斯主教正式将海因茨逐出教会,但这项裁决效力有限,因为海因茨是主动离开教会和殖民地的。这一区别影响重大。绝罚意味着机构拒绝了他;记述却坚持说,是他先采取行动,因此共同体的制裁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

运气、信仰与更广阔的世界

海因茨曾送给叙述者一块马蹄铁,并说据说马蹄铁能带来好运。在一篇以公开评判和集体决策为主题的叙述中,这份赠礼是亲密而具体的举动。周围的信仰观念更凸显了它的意味——在莫洛奇纳殖民地,运气并不存在;相信运气是罪,哭泣令人羞耻,一切都被理解为上帝的旨意,而非机缘。因此,这块马蹄铁承载着一种殖民地规条难以容纳的观念,尽管海因茨并未对此多作解释。

叙述者的回应将这种张力从运气拓展到殖民地之外生活的意义。叙述者问,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人们为何不能置身其中?这个问题与海因茨的离开相互呼应,但现有记述并未说他是出于这个理由离开,也没有说他持有与叙述者完全相同的看法。相反,他一家人的离开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人生背景——外部世界被描述为陌生而令人畏惧,但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前往那里。

叙事作用

海因茨的叙事作用,体现在共同体对他的说法与叙述者并置于这些说法旁边的事实之间的反差。他被称为软弱,却是主动离开的;他因未能接受一种宗教解释而受到评判,却也与一段质疑主教的对话有所关联,而这位主教正是宗教权威的代表。马蹄铁与运气的关联,和否认机缘的教义并置;叙述者关于进入世界的提问,则冲击着殖民地对其边界之外生活的恐惧。

记述没有继续追踪海因茨离开后的生活,也没有对共同体关于他将面临什么的说法作出定论。相反,它让他的选择留待不同解读。正如传闻所说,他或许心怀恐惧,但决定性的事实是,他带着家人离开了。在这个故事里,妇女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决定留下、抗争还是离开;海因茨早先的离去虽只是有限的反例,却意义重大,它反驳了殖民地独自决定谁可以离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