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塔·弗里森

女人们在说话

阿加塔·弗里森是弗里森家的女性中年纪最长者,不过她出生时姓洛文,也是奥娜·弗里森和萨洛梅·弗里森的母亲。在干草阁楼的妇女会议上,她成为最清楚阐释信仰在莫洛奇纳殖民地危机中有何要求的人之一。她的结论是,离开并非背弃宗教责任,而是最能保护孩子、维护她们对和平的承诺,并保留自由给予宽恕这一可能性的做法。

身份与会议中的位置

阿加塔的权威来自年龄、亲属关系、信仰和实际照料,而非正式职务。她是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参与作出一项将使家庭分离、决定孩子们可以在哪里生活的决定。会议在干草阁楼举行,远离妇女们厨房里聚集的孩子。临时凑成的家具和共同劳作,使阿加塔的论点置于一个集体环境之中——这不是私人宣告,而是妇女们必须共同作出的决定。

聚会开始时,阿加塔提议妇女们彼此洗脚。每个人为坐在自己右边的人洗脚;这个举动需要时间,也象征着彼此服侍。阿加塔将这一举动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为门徒洗脚联系起来。这一仪式确立了一种以服侍和相互责任为基础的权威模式,与男性领导层形成对照;正是男性领导层让妇女们承受袭击造成的后果,并面临宽恕或流亡的抉择。

阿加塔也显得亲切,容易被逗乐。格蕾塔把妇女们的困境比作遇险逃跑的马匹时,阿加塔笑了,并赞同妇女不是动物。格蕾塔反驳说,她们一直像动物一样遭人侵害,或许需要以逃跑来应对。她们的交谈揭示了一个核心分歧——离开能否被理解为符合妇女们价值观的人类选择,而非单纯出于本能的逃离。

家庭、脆弱处境与照料

这场危机对阿加塔而言既关乎个人,也关乎群体。她的孙女米普以阿加塔的名字命名,也是遭到袭击的孩子之一。会议谈到米普经历的具体情况时,阿加塔变得十分安静,嘴唇微动,像是在祷告,也可能是在念《诗篇》中的一句经文。她平日的笑声与此刻的沉默形成对照,显示这个话题对她的影响,却没有让她以演说回应——在这一刻,沉默和祈祷体现了一位祖母的忧虑之重。

萨洛梅发现米普屡次遭到袭击后,试图用镰刀袭击被殖民地关押的男子。这一事件促使彼得斯主教和长老们报警,并把被控男子带到城里,表面上的理由是保护他们免受进一步伤害。随后,留下的男子前去交保释金,希望被控者能在审判前回来。按照彼得斯主教所描述的安排,妇女们理应宽恕他们;若拒绝,就意味着必须离开殖民地。因此,阿加塔的家人也被卷入这一决定之中,而这项决定既受到孩子所受伤害的影响,也受制于社区对后续事态的控制。

奥娜的处境进一步显露出妇女们承担的不平等重担。她在遭袭后怀孕,长老们却裁定她的状况使她无法理性判断;她未出生的孩子则被安排交给另一户人家。阿加塔后来提出的论点,将保护妇女和孩子置于离开的决定核心。她没有把妇女们视为彼此可以替换的人——这一选择对母亲、孩子,以及在殖民地中地位早已受损的人,影响各不相同。

将和平主义作为离开的理由

阿加塔决定性的论点以宗教承诺为起点,而非对宗教的拒绝。她说,自己思考过《腓立比书》中所说的美好、公义、纯洁和卓越之事,最终选择了和平主义。依她的推理,任何暴力都无法正当化。如果妇女们留在莫洛奇纳殖民地,她们就是明知故犯地让自己置身于可能遭受暴力或施加暴力的处境。留下可能使殖民地变成战场,让妇女们参与一场与门诺派信仰相悖的冲突。

她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区分真正的宽恕与被强加为留在群体中的代价的宽恕。妇女们被告知,被控男子回来时她们必须宽恕他们;否则,就得离开,前往一个她们陌生的外部世界。阿加塔认为,在这种压力下给予的宽恕并不真实。离开能让妇女们避开可能引发暴力的对抗,并努力践行和平主义、爱与宽恕,而不让信仰沦为强迫人的工具。

她对责任的阐述也将重点从服从转向保护。阿加塔认为,妇女们有责任照料上帝创造的生命,包括她们自己和孩子,并为信仰作见证。她主张,离开可以让孩子们明白,和平、爱与宽恕比父亲们的期望更重要。因此,这个选择既是对眼前危险的回应,也是一次宗教教诲——妇女们的行为将向下一代展示,她们所宣称的价值观究竟要求什么。

权威、诠释与集体判断

阿加塔的立场形成于一个妇女无法独立阅读《圣经》的社区。萨洛梅指出,妇女们并不确切知道经文写了什么,丈夫们却告诉她们,经文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她质疑男性的诠释理应决定妇女可以做什么这一假设。阿加塔自己的推理同样把信仰视为妇女们必须思考并实践的事,而不是单纯接受男性发出的命令。

奥娜称影响她们儿子的计划具有革命性时,阿加塔不愿把这一计划说成背离她们的身份。她将这一决定描述为母亲作出的决定——妇女们是儿子的母亲,并且已经根据自己的信仰以及对爱与和平的理解,共同判断什么对儿子们最好。她把本能与理智、灵魂联系起来,坚持认为母亲的关爱和审慎的伦理判断可以并行。她的论点将集体决策塑造成责任的体现,而非对责任的背离。

这一做法也体现在她对可能不随她们离开的孩子的回应上。阿加塔说,不愿离开的男孩可以留在什么也不做的妇女群体及其父亲身边。科尼利厄斯因为母亲属于这个群体而无法同行时,阿加塔安慰奥特耶和尼特耶,说他也许之后会改变主意,到别处与她们会合。她的安慰承认分离带来的痛苦,却没有声称妇女们能够替每个家庭作决定。

决定与叙事意义

阿加塔帮助辩论落实为实际行动。梅雅尔和恩尼斯·蒂森回到恩尼斯家后,阿加塔从窗边看着他们;叙述者认为,这一刻或许是她与恩尼斯最后的道别。随后,她转向妇女们,询问她们是否同意当天夜里天黑后离开,以免被人看见她们经过乔蒂察殖民地和希亚克耶克殖民地。妇女们点头。离开不再只是一个神学主张——她们已有具体的出发时间,也决定采取一定程度的隐蔽行动。

阿加塔的作用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为妇女们提供一种宗教语言,使行动成为可能。她将洗脚与离开、母亲的牵挂与集体判断、宽恕与拒绝强迫联系在一起。她的推理把离开重新理解为有原则的非暴力实践——妇女们努力保护自己和孩子,同时拒绝让暴力或强迫宽恕成为留在莫洛奇纳殖民地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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