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公平就业与住房部米拉麦克斯投诉记录
她说:揭露性骚扰真相,点燃#MeToo运动加州公平就业与住房部的米拉麦克斯投诉记录,是一份关于职场指控的不完整行政记录——它披露,针对米拉麦克斯的性骚扰投诉于2001年9月12日提出,并在当天结案,但没有指出投诉者的身份,也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在调查哈维·韦恩斯坦期间,梅根·图赫追查这份记录,将其视为早期投诉可能留存于公共档案中的迹象。她发现,简短的政府记录与底层档案缺失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这一空缺既显现了官方记录的价值,也暴露了其局限。
被简化为代码的投诉
《纽约时报》研究员格雷丝·阿什福德取得的报告,列出了米拉麦克斯的几项职场投诉。报告通过地址、日期以及表示指控性质和处理结果的数字代码呈现信息。报告没有告诉读者是谁提出了投诉,也没有描述记录背后的事件。2001年9月12日的案件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机构报告记载,该案在收到投诉的当天就已结案。
处理结果又增添了一层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投诉者选择诉诸法院;通常,这一标记意味着机构已经评估过投诉的依据,并将其转入民事司法体系。然而,图赫没有找到后续情况的更多信息,也没有在加州法院案卷中找到相应案件。因此,这份记录留下了投诉曾进入该机构系统的证据,却没有留下提出投诉者的身份、指控的内容,也没有留下能够核实后续进展的记录。
调查遇上档案保留政策
这份记录源自一个基本的调查问题——公共机构是否留有韦恩斯坦实施不当行为的相关文件。图赫查阅了联邦和州层面的渠道。联邦机构及纽约州相关机构都没有记录,而加州的报告提供了一条看似有所指向、却就此中断的线索。同日结案显然带来一个档案上的疑问,但报告本身无法回答。
图赫多次尝试联系该机构,却几乎没有得到澄清。最终收到电子邮件回复时,一名官员解释说,根据一项禁止保留超过三年的政策,投诉及相关记录已经销毁。另一项政策则禁止该官员向她透露投诉者的姓名。这些规定没有说明案件为何结案,也没有说明报告中提到的诉诸法院是否真的产生了诉讼文件。不过,这些规定解释了原始文件为何已无法查阅,也解释了为何无法通过这一渠道确认记录中当事人的身份。
图赫随后取得了投诉提出时被指派调查此案的调查员姓名。该调查员已经退休,机构工作人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图赫通过网络搜索和地址记录找到了她,最终通过电话与她交谈。访谈很简短——这名前调查员职业生涯中审阅过数百宗投诉,已经不记得这一宗。试图找回代码记录背后的人事背景,就这样又遇到了一个局限——这并非明确否认,而是在没有留存档案的情况下,记忆如常消退。
这份记录无法证实的内容
这份报告是一条线索,而非关于不当行为的完整记录。它没有将哈维·韦恩斯坦列为2001年投诉的对象;报告指认的是米拉麦克斯。它没有证实投诉者就是后来公开讲述经历的任何一位女性,也没有证实投诉涉及某一特定事件。尤其是在图赫未能于州法院案卷中找到相应案件的情况下,报告中关于诉诸法院的记录本身并不能证明有人提起了诉讼。明确区分这些事项十分重要——记录表明有人提出过指控,且该指控经过了处理,但指控内容及处理结果仍不明。
调查中的其他讲述揭示了,当投诉被简化成一条行政记录时,哪些类型的职场情况可能因此被遮蔽,但这些讲述并未指明2001年的投诉者。2014年12月,临时接待员艾米丽·内斯特告诉同事,韦恩斯坦曾提出以性关系换取指导。她不愿提交正式的人力资源投诉;欧文·赖特和其他高管则说服听过她讲述的员工,把她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由此形成的文件记下了一起原本可能只停留在非正式职场交流中的事件,但它并不是缺失的加州档案。
赖特还从韦恩斯坦的私人助理桑迪普·雷哈尔那里听说,她的工作包括处理韦恩斯坦的公寓事务,以及安排女性来访。她说,自己因羞于向男性高管讲述工作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而感到害怕;她还表示,韦恩斯坦曾在警告她不要开口时,提及她的学生贷款和妹妹的学业。雷哈尔最终离开了公司。这些细节表明,职场信息可能存在于员工之间的谈话、工作安排和记忆中,却未必会成为调查人员能够调取的正式投诉。这些内容不能用来填补州政府记录中缺失的身份或具体情况。
更大规模调查中的一份片段记录
到2015年11月,公司高管再次审视一宗投诉,这次是劳伦·奥康纳提出的投诉。与2001年那份简短的行政记录不同,奥康纳的详细投诉描述了她眼中韦恩斯坦对待女性的更广泛模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她还写道,自己投诉遭受言语辱骂后,人力资源部门的回应是让她报告身体方面的行为。她的讲述称,女员工被安排协助安排会议,并在女演员与韦恩斯坦会面后为双方引荐;她说,这些工作不属于自己作为文学经纪和制作主管的职责。这些材料更具体地展示了公司内部可能如何处理相关疑虑,但它们仍与多年以前记录在案的米拉麦克斯投诉各自独立。
这种对比是这份记录意义的核心。政府记录可以证实曾收到投诉,但其中的代码掩盖了投诉者的讲述;之后,档案保留规定使相关文件遭到销毁,保密规定则阻止外界获知投诉者姓名。与此同时,之后的职场讲述描述了员工不愿使用正式渠道的情形,也说明个人或职业职责可能使女性接近韦恩斯坦的不当行为。这份记录并不能证明这些情况解释了2001年的结案。它确实表明,不能把完整档案的缺失误当作从未有过投诉的证据。
因此,加州公平就业与住房部的米拉麦克斯投诉记录在报道中发挥了两种作用。它提供了一项有具体日期的确凿迹象,表明针对米拉麦克斯的性骚扰指控曾提交至州政府机构;同时也标明了图赫能够核实的界限。同日结案、未获解释的诉诸法院记录、缺失的法院案卷记录以及遭销毁的档案,是彼此独立的事实,并未拼成一个已获解答的故事。这份记录的重要性,在于它使这种不完整清晰可见——官方记录留下了投诉的大致轮廓,却没有提供能让这一轮廓明晰起来的当事人及其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