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以谈判让步避免战争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是通过与阿道夫·希特勒谈判，并接受将苏台德地区移交给德国，以保全和平、而非立即冒险引发全面战争的做法。在1938年9月的危机中，内维尔·张伯伦的政策源于对另一场欧洲灾难的恐惧，但叙述并未将其描绘成单纯拒绝作战——他承认法治主张的分量，也考虑采取措施，使英国的决心显得可信。这一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让步或许可以避免战争，却也可能鼓励阿道夫·希特勒变本加厉，或令他误将克制视为软弱。

目的与假设

危机的开端，是阿道夫·希特勒决意发动战争，而内维尔·张伯伦则竭力保全和平。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已接受拟议中的苏台德地区移交方案，但以举行公民投票为条件，希望以协议解决争端。内维尔·张伯伦相信，留出时间安排相关事宜，就能不经战争而公平地完成移交。他也依赖阿道夫·希特勒私下及公开作出的保证——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一经解决，德国在欧洲便不会再有领土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有赖于一种可能性——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能够满足阿道夫·希特勒公开提出的要求，并使危机告一段落。此前提及的英德海军协定，又提供了另一项表面上值得信赖的依据——内维尔·张伯伦的笔记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两国庄严承诺今后绝不再彼此开战，这类协定在道义上才站得住脚。这些保证提供了相互克制的说辞，但它们与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并存，而留给外交斡旋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

最后期限的压力

在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会面时，内维尔·张伯伦描述了原先希望的时间表如何告吹。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他连一周都不愿等待，将于星期六发动入侵。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曾警告他，如果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英国就会支持法国；据称阿道夫·希特勒的回应是，他已准备应对一切可能，战争可能最迟于下星期一爆发。外交问题已变成一场考验——谈判能否在军事行动压倒外交之前达成协议。

军事评估让谈判失败的代价显得十分严峻。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英国和法国无法阻止德国席卷波希米亚并彻底击败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判断，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完整领土，就必须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击败德国，而这将演变成一场不受限制的战争。内维尔·张伯伦称这是他一直恐惧的噩梦，并将危险比作1914年8月。他也直面这一矛盾——三百五十万苏台德德意志人必须享有民族自决权，这意味着将苏台德地区分离出去本身不能成为盟国的战争目标。戈特勋爵提出法治是参战的理由时，内维尔·张伯伦表示同意，称英国必要时会维护法治，同时也希望能找到别的办法。

和平努力与武力威胁

内维尔·张伯伦对谈判的坚持积极而且亲力亲为。他表示，只要和平解决仍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并称只要有所帮助，他愿意第三次访问德国。在一份拟致阿道夫·希特勒的讯息中，他提出立即前往柏林，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讨论安排。他相信一周内就能达成协议，并主张即便不诉诸战争、也不拖延，也能落实关键条款。这项提议使外交斡旋成为针对入侵期限的具体替代方案，而不只是泛泛呼吁保持冷静。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考虑部分动员。支持部分动员的军事理由是，英国可以向阿道夫·希特勒表明自己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已经准备作战；可信的信号或许能让他重新考虑。内维尔·张伯伦担心结果恰恰相反。他与阿道夫·希特勒会过两次面，因此相信这位德国领袖无法忍受丢脸，武力展示反而可能把他推向战争。这场争论揭示了该政策的战略困境——克制可能被视为软弱，而威慑又可能引发其原本旨在避免的冲突。内维尔·张伯伦还回想起，德国领导人在1914年曾误判英国的认真态度，因此，如何传达决心这一问题无法与对上一场战争的记忆分开。

记忆、责任与日益狭窄的抉择

对内维尔·张伯伦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抽象概念。他告诉休·莱加特，自己当时年纪太大，无法参战，并描述了眼见苦难、却无力阻止的痛苦。他回忆说，英国有七十五万人阵亡，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承受了沉重损失。法国的战争纪念碑和墓地使他下定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免另一场灾难。他愿意谈判，源于这段个人记忆；但同一段记忆也令危险显得格外可怕——和平不只是外交上的成功，更是为了避免生命和家庭再度遭到毁灭。

阿道夫·希特勒收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讯息后，意大利大使转达说，如果发生冲突，意大利将与德国站在一起；同时，他请求将动员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便重新考虑局势。阿道夫·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暂停并未解决争端，反而凸显了谈判仍有可能成功的那些小时有多么重要。在随后的一次简报会上，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报告说，阿道夫·希特勒已将星期六定为最后期限，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开始撤离争议领土，否则德国就会进军。威尔逊的印象是，阿道夫·希特勒并非虚张声势，必须在当天达成协议，否则战争就会爆发。因此，这一缓延期既为外交斡旋打开了机会，也再次显示其处境岌岌可危。

意义

叙述将绥靖政策呈现为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而非勇敢与怯懦之间简单的对立。内维尔·张伯伦试图调和民族自决、法治、英国支持法国的准备，以及对另一场战争席卷欧洲的恐惧。他一再提出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也愿意前往柏林，显示他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多大努力；他考虑部分动员，则表明谈判与武力准备并行不悖。这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于，保证和让步能否遏制阿道夫·希特勒的要求，以及能否在不把威胁变成战争的情况下，使警告显得可信。随着叙述进入慕尼黑危机，迫近的最后期限仍未让这一问题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