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子的第三次精神崩溃与自杀未遂，标志着一场再度发生的危机压垮了她努力与丈夫和女儿维系的生活。她已经察觉，留在居住社区所承受的压力正再次使她的精神状态摇摇欲坠；丈夫请她再坚持一个月，好让他安排搬家，她却等不了。她服下安眠药并打开煤气，随后在医院醒来。这次自杀未遂带来的不是共同开启新生活，而是离婚；玲子后来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也显示这场危机如何持续左右她觉得自己能够冒险尝试的事情。

离开的原因与决定

玲子在解释自己与丈夫分居的背景时，讲述了这场危机。她认为，先前冲突的核心人物——那个女孩——操纵了周围的大人；无论她和丈夫说什么，其他人都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她担心，若继续在同一个居住社区挣扎，自己很容易再次崩溃。她的结论既实际又迫切——他们必须搬到一个遥远、没人认识她的地方。

搬家的计划与丈夫的处境发生了冲突。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刚刚安顿在一栋属于自己的小型预制房屋里，女儿也很适应幼儿园。他认为安排搬家至少要花两个月。玲子说自己撑不了那么久——她的耳朵已经在鸣响，开始听见不存在的声音，也无法入睡。丈夫提议让她先独自离开，由他处理实际安排，但她拒绝了。她需要丈夫陪在身边，也害怕没有他自己会彻底垮掉。

丈夫随后请求她只等一个月，并保证会辞掉工作、卖掉房子、为女儿安排新的幼儿园，再到别处找工作；他还提到澳大利亚可能有一份职位。玲子明白，反对他的安排或许会令自己更加孤立，但她觉得自己撑不过这段等待时间。一个月还没过去，她便再次崩溃。按照她的叙述，丈夫让她等待不只是实际安排上的耽搁——这段时间里，已经复发的症状演变成迫在眉睫的危机。

自杀未遂及其后果

玲子说，崩溃再次骤然降临，仿佛“啪”地一下。她服下安眠药并打开煤气，之后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她没有描述获救的具体经过或接受的医疗处理，但明确表示自己活了下来，并且过了几个月，才平静到足以仔细思考发生的一切。

此后，玲子请求丈夫与她离婚，说这样对他和女儿都更好。丈夫起初拒绝，提议三人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玲子回答说，对她而言，决定性的裂痕早在他要求她再等一个月时就已经出现。她害怕搬家并不能打破这个模式——自己可能会再次向他求助，再次让他受苦。因此，无论他们搬得多远，她都拒绝再尝试共同经营家庭生活。

婚姻、照料与分离

玲子并没有把离婚说成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所导致的结果。她形容丈夫忠诚、坚强、耐心，是一个她完全信任的人。他已竭尽所能帮助她康复，而她也曾为了他和女儿努力恢复。她回忆说，结婚后的六年里自己很幸福，也相信自己正在好转。她打了个比方——丈夫把她带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康复之处，但剩下的百分之一却彻底失控。这个对比说明，这次崩溃并非意味着她拒绝丈夫的照料——他的付出是真诚的，却无法保证她不会再次陷入危机。

玲子说，她结束婚姻，是因为相信自己会一直患病，也不愿拖累别人，或让他们一直担心她会失去理智。她后来得知前夫已经再婚，并表示自己仍庆幸当初让他离开了自己。她的决定被叙述为试图让家人免受一种她认为无法控制的病况所带来的持续后果，而不是证明她完全没有康复，或丈夫没有照料她。

持续的恐惧与回忆的意义

这场危机在玲子后来的生活中仍然挥之不去，化作她对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恐惧。她告诉渡边，自己无法离开疗养院，因为她害怕外部世界、害怕结识新人，也害怕产生新的感情。她的恐惧让早先的危机延续出后果——这次自杀未遂不仅终结了她的婚姻，也影响了她对日常交往和情感依恋是否安全的判断。渡边告诉她，自己认为她可以走到外面去，也能应付得来；她只是微笑，没有回答。这番交流表达了鼓励，却不能证明她的恐惧已经消失。

放在全书对死亡的整体叙述中，这段经历也使一种简单的想法变得复杂——理解危机就能化解痛苦。渡边逐渐相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却在后来认识到，真理、真诚、坚强或善意都无法治愈失去某个人的悲伤。玲子的叙述展现了疾病与照料领域中相似的限度——丈夫的爱和她自己的康复努力带她走了很远，但仍无法阻止她所说的那百分之一彻底失控。这段回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时保留了这限度的两个方面——她崩溃的严重性，以及崩溃之前真切存在的关爱——而没有把活下来说成彻底或确定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