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伦奇

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伦奇是威斯敏斯特教长，他在1857年发表的演说推动了新英语词典的编纂。他的关键贡献，是将历史描述原则与集体劳动方案结合起来——记录语言的生命历程，而不是规定英语使用者应当说什么；并动员许多读者共同完成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独自完成的工作。

身份与背景

特伦奇是一位声望卓著的教士，这使他在语文学会中发挥的作用更具分量。书中将他描绘为该学会远大抱负的代表，同时也将这些抱负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与宗教观念之中。学会成员认为，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既服务于帝国力量，也推动了基督教的扩张。特伦奇同样坚信英语具有特殊的全球重要性；因此，这部拟议中的词典虽然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却诞生于一种将英语研究视为影响深远之事业的文化之中。

1857年盖伊·福克斯之夜，特伦奇在语文学会的一次双周例会上发表演说。会议在伦敦图书馆楼上的一间房间举行。当时，图书馆设于一座宽敞的新建筑中，学会在这里与其他因学术宗旨而选定的机构为邻。预告的演讲题目《论我们的英语词典中的若干缺陷》听起来并不起眼，但其含义却不然——在一个将英语视为帝国工具的时代，对语言作出新的阐述，意义可能远远超出词典编纂的技术工作。

特伦奇的教会生涯后来以获任都柏林大主教达到顶峰。他曾在乘船前往爱尔兰途中从舷梯上跌落，双膝骨折，此后行动不便；书中特别指出，这一伤势与任何虔敬行为无关。这些传记细节展现了这位词典改革者的公共人生如何同时受到教会职务与身体不幸的影响。

作为语言记录的词典

特伦奇指出，当时的词典存在七项主要缺陷，但书中并未详述其中大多数。相反，书中着重阐述了其批评背后的核心理念——词典应当是语言的清单，而不应是裁定哪些词好、哪些词坏的法庭。在他看来，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在内的早期词典编纂者越了界，行使了这类权威。词典编纂者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历史性的，而非评判性的。

这一原则改变了词典应该收录的内容。凡是在标准语言中有公认使用历史的词语，都应具备收录资格，无论它们是古老还是新近出现，是已经过时还是仍在盛行。特伦奇认为词语各有历史——有些世代相传，有些迅速出现又消失，还有些前途未卜。一本参考工具若漏掉了读者需要查找的词语，便失去了编纂目的；全面收录并非装点门面的追求，而是词典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这一论点所蕴含的方法不止是收集释义。早期词典也曾用引文说明词义，但特伦奇提出的计划将利用证据展现词义如何随时间变化。这就要求广泛阅读，并从文学作品、报纸、杂志和期刊中搜集例证。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项工作的规模几乎令人觉得不可能；正因如此，特伦奇对方法的阐述直接引出了组织工作的问题。

集体劳动与民主抱负

特伦奇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读遍所有相关的英语著作。这项工作需要极为庞大的人群共同努力——数百名不领报酬的业余读者都可能参与其中，提供例证。这个建议让听众感到意外。它不仅是应对繁重工作的实际办法，也源于他对语言的看法。如果词语属于英语使用者共同的生活，而不受某位独裁者的权威支配，那么汇集词语的历史就可以成为一项集体事业。

散会离开的人们觉得，这项提议带有一种质朴的民主吸引力。他们将它与词语使用上的自由，以及抵制不受问责的权威强加僵化规则联系起来。他们的对比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与论辩意味——他们把想象中的英国人偏爱古怪与无序的倾向，同他们所描述的法国在语言上的专制主义相对照。因此，会议上的反响既把一项编纂计划与更广泛的主张结合起来，也提出了谁能够塑造英语、应当如何行使这种权力的问题。

意义

特伦奇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演说中结合了新词典所需的三项要素——对语言作描述性记录、以证据为基础的历史方法，以及能够搜集这些证据的分布式工作队伍。他的提议没有让这项事业变得规模更小或更容易，而是让人们能够通过合作应对其规模。书中对这场演说持久影响力的描写，源于这样一种逆转——原本看似令计划无法实施的庞大工程，反而成为动员专业学者之外的读者参与的理由。

提议中的民主话语，与学会对英语抱有的帝国自信并存。特伦奇的构想质疑由单一权威规定用法的观念，但仍将集体学术研究引向一种学会认为理应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场演说鲜明的历史质感——关于谁能为词典作出贡献的新开放观念，出现在一些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对英语全球影响力的理解依然等级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