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火灾成为赎罪争议焦点

教堂火灾导致数百名女囚丧生；强迫行军结束时，她们在轰炸期间被锁在一座村庄教堂内。卫兵本可以打开教堂大门，却没有这样做。幸存的母亲和女儿后来成为审判中的核心证人；这场火灾也衡量出确立个人罪责与面对曾容忍加害者的社会之间的距离。

背景与情形

这些囚犯是某营地关押的女性之一，营地每月都会进行甄选。约有六十名女性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送来，也有数目相近的女性被送回，人数差额是期间死亡者。那些被认为已无法在军火工厂工作的女性会被送回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遭杀害。工厂的生产此前因一次爆炸而中断，囚犯被安排从事建筑劳动，修复损毁之处。

死亡行军抵达一座居民大多已离开的村庄时，军队和卫兵将数百名囚犯锁在一座教堂内。几枚炸弹落下，可能是瞄准附近的铁路或工厂，也可能是在别处遭袭后投下的。一枚炸中军队和卫兵睡觉的房屋，另一枚击中教堂尖塔。轰炸使教堂起火，但囚犯的命运取决于大门被锁，以及卫兵拒绝开门。

火灾与幸存者

火焰从尖塔蔓延至屋顶，燃烧的椽木坠入中殿。被告本可以打开教堂大门，却没有这样做。火势蔓延时，女性们试图逃出，但沉重的大门仍然紧闭。教堂的墙壁困住了火焰，屋顶坍塌使危险加剧。大门最终被烧穿，但那已是数小时之后，囚犯当时已经死亡。

母亲和女儿来到楼座后幸存下来，她们一直紧贴墙边。母亲逃到那里，是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与其他女性待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她选择那里躲避火焰。楼座狭窄，因此受到燃烧梁木的影响较小。幸存者留在教堂内，直到找到出路；随后她们遇到村民，村民给了她们衣物和食物，并让她们继续上路。

证人与审判

幸存的女儿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营地和向西行军的书，并在美国出版。她来到德国，在审判中作证；她的母亲留在以色列，法院、检方和辩护律师前往当地，听取她的证词。她们的证词和女儿所写的书，是有关营地甄选指控的主要证据。她们对教堂火灾的叙述支持了第二项主要指控，不过两人都无法作证说明教堂外发生了什么。

村里的其他证人记得曾与被告交谈，但他们的处境使案件更加复杂。他们可能被追问为何没有亲自营救囚犯——如果只有被告在场，村民或许能够制服他们并打开大门。辩方也可以主张，卫兵和村民一样是被迫行事，或是以为军队会回来。因此，审判检验的不仅是被告做了什么，也包括其他在场者可能知道什么，或本可以做什么。

责任与后续影响

后来的审判是在一场研讨课上进行的，该研讨课讨论纳粹过去，以及起诉营地人员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学生们辩论，相关法律在罪行发生时已经存在是否就足够，还是当时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同样重要。对学生们而言，判处个别卫兵有罪固然必要，却不足以穷尽责任——他们也将曾为加害者效力、未能阻止他们，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他们的那一代人置于审判之中。

因此，教堂火灾在审判中的意义扩展为对冷漠与共谋的追问。叙述者区分了以服从命令这一常见说法解释的杀戮，与行刑者对被杀者漠不关心之间的差异。后来，汉娜留下的钱被指定给那名与母亲一同从教堂火灾中幸存的女儿，由女儿决定如何处置。遗赠使幸存者与火灾的后续影响产生联系，却没有消除承认受害者与为她们的死亡承担责任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