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被呈现为这样一个时期——女佣的脆弱处境与法律对杀婴的处理方式，都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本书没有对那个时代作全面描绘，而是聚焦于怀孕女佣面临的风险，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反对对杀害新生儿的母亲判处死刑的干预。这段历史叙述是更广泛探讨的一部分，所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如何评判母亲，以及如何分配照护的代价。

家务服务与脆弱处境

叙述转向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大都市，将其描绘为社会反差鲜明之地——对一些人而言繁荣，对无产阶级而言却如同地狱。如果女佣拒绝雇主的追求，可能会失去工作；如果她们怀孕，之后也可能被解雇。由此形成的处境使女性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而怀孕又让她们蒙受的社会耻辱愈发显眼。本书将新生儿可能面临的危险置于选择受限、遭雇主遗弃的背景之中加以呈现，而不是将其视为脱离社会条件的孤立犯罪。

这段叙述简要补充了对男性雇主的描述，指出卡尔·马克思曾说服自己的女佣让孩子由他人收养。这一例外并未推翻书中所描述的普遍情形，却使之更为复杂——确实存在行为不同的男性，但女佣对雇主的依赖使她们暴露于自己几乎无力掌控的后果之中。

杀婴与法律上的例外

本书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危机与维多利亚女王为阻止犯下杀婴罪的女性被判处死刑而采取的干预联系起来。本书将这项干预视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法律区分的一部分——当被告是母亲时，杀婴与杀人罪受到区别对待。其历史论述并非认为母职可以免除责任，而是指出法律一再承认，分娩相关情形和母亲的社会地位可以成为区别对待这类罪行的理由。

叙述追溯了西班牙的一项此类区分——从1822年到1995年，杀婴始终是独立于杀人罪的罪行。旧法以母亲意图掩盖自身名誉受损为核心，也适用于为掩盖母亲名誉受损而杀害新生儿的外祖父母。之后提出的修法方案考虑以分娩造成的情绪压力和产褥期状况取代这一动机，并建议判处六个月至六年监禁。1995年《刑法典》颁布后，这项特别罪名被废除，此后，杀害婴儿的母亲可能被判犯有谋杀罪。这段沿革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干预置于法律应对母亲杀婴的漫长变迁史中，而非将其描述为已经解决问题的定论。

历史叙述与当代母职并置

本书对历史的讨论，与叙述者讲述照料埃里克所需的物质投入和时间相并置。她每月的家庭预算总计1,975欧元；尼克拉斯从学院领取1,200欧元，她还必须补上775欧元，才能维持她所说的生活方式——除了孩子吃的有机谷物食品之外，没有任何奢侈品。这些数字让照护成为一种可见的经济安排，而不只是私人情感或道德理想。

叙述者还描述了日复一日地喂孩子、换尿布、想办法哄他安定下来，以及等他睡着后查看他是否还在呼吸的过程。她将这种持续不断、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劳动，与自己想用于写作的时间相对照。这段叙述并未将她的处境等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女佣的处境；后者的就业和社会地位以不同方式充满不确定性。相反，这种并置拓展了本书的探讨——母亲的劳动发生在具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之中，而母职理想可能掩盖这些条件所施加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