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里亚姆·马塞

米里亚姆·马塞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母亲。她试图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生活，而路易丝在家中不断增加的劳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她能够看出这种安排中根深蒂固的歧视与依赖，却并不总是依照这一认识采取行动——路易丝逐渐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人，而米里亚姆对两人亲密关系的信心，又使她看不见这种关系有多么脆弱。孩子们被杀，使米里亚姆未能认清这一点，与她将家人托付给路易丝的日常生活惯例密不可分。

身份与雇用保姆的决定

米里亚姆在与丈夫保罗·马塞抚养米拉和亚当的同时重返法律工作。寻找保姆被安排成一项务实的招聘工作——保罗准备好问题，安排每场面试三十分钟，并留出一个周六下午来处理此事。他的筛选标准排除了没有合法身份的申请者，以及年纪太大、戴面纱或吸烟的女性；他希望找一个活泼且有空的人，这样她就能工作，而父母也能工作。这种说法把育儿简化成夫妻从事职业活动的条件，同时把风险和限制都放在受雇者身上。

米里亚姆对朋友艾玛的建议感到不安。艾玛警告她，有自己孩子的保姆可能无法工作到很晚或照看孩子，并建议那些孩子留在自己的国家。米里亚姆意识到这种逻辑带有歧视——如果雇主这样谈论她或她的朋友，她们肯定会抗议。然而，她没有向保罗提出这个问题。她认为保罗是个把家庭和事业放在首位的务实主义者，而她的沉默让招聘得以按照她私下并不认同的条件继续进行。

面试前，家人收拾狭小的公寓，努力把自己呈现为体面、认真、能够给孩子最好生活的一家人。米拉拒绝收拾玩具后，保罗把玩具堆放起来；夫妻俩叠衣服、换床单、收拾书籍和杂志，并试着给房间通风。他们的准备暴露出家中热情接待背后的阶级关系——他们要在上门的女性面前显得是好人，同时也在确立自己雇主的身份。

路易丝的劳动与米里亚姆的依赖

路易丝上班第一天，米里亚姆向她说明各种电器的用法，并指出对自己重要的物品，包括保罗的黑胶唱片收藏，孩子们不能碰。路易丝安静而专注地听着。接下来的几周里，她让公寓焕然一新——缝补纽扣，给裙子和裤子缭边，修补米拉的衣服——那些衣服原本打算被米里亚姆丢掉——洗涤被烟熏黄的窗帘，每周更换床单。米里亚姆回家时，晚饭已经做好；孩子们安静地穿戴整齐，米拉甚至学会了挂好外套。凭借路易丝的劳动，原本令人觉得狭小杂乱的公寓变成了井然有序、光鲜整洁的家居空间。

米里亚姆和保罗对这种变化惊讶不已。保罗把路易丝比作玛丽·波平斯，夫妻俩私下庆祝她的劳动带来的新生活。虽然工资给家庭预算造成负担，保罗却不再抱怨——短短几周内，路易丝就变得不可或缺。对米里亚姆来说，这种变化实现了一个她羞于承认的愿望——她幻想有一个理想家庭，日常生活井然有序、平静安稳，一切都得到妥善照料。

这种依赖通过一些超出最初交代的小事逐渐加深。一天晚上，米里亚姆很晚才回家，当时路易丝正在给孩子们洗澡。孩子们离开浴缸后，路易丝继续打扫、叠毛巾、清空洗衣机、铺床，并开始做饭。米里亚姆试图从她手里接过炖锅，路易丝却握着不放，温和地让她去休息，说自己会准备晚餐，米里亚姆几乎不会注意到她。这个场景让照料显得慷慨体贴，却也展现出米里亚姆的责任是多么轻易地转移到了雇员身上。

随着时间推移，路易丝变得既不可见又不可或缺。米里亚姆不再打电话解释自己会晚归；米拉也不再问母亲什么时候回家。路易丝被比作在黑暗中变换布景的舞台工作人员，是那个不为人见、却让家庭表面轻松得以呈现的支撑者。米里亚姆开始接受反过来被照料，每天都把更多事情留给路易丝去做。家庭的舒适生活建立在这样的劳动之上——米里亚姆从中受益，却几乎看不见它。

路易丝到得越来越早，离开得越来越晚；有时米里亚姆和保罗晚上外出回来后，她还睡在沙发上。他们没有明确谈过路易丝如何开始在他们的公寓里营造自己的家。保罗担心有一天她会指责他们剥削她；米里亚姆答应重新划清界限，却也承认自己暗自乐于路易丝主动做家务。她为给路易丝添麻烦而道歉时，路易丝回答说自己来这里就是做这些事的。米里亚姆还送给她廉价耳环、一个橙子蛋糕，以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她担心伤害路易丝或引起嫉妒，便把新买的东西藏进旧布袋，等路易丝离开后才拿出来。这些举动表达了温情，却几乎没有触及劳动和时间分配上的实际失衡。

照料、依恋与信任的限度

米里亚姆不知道路易丝和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意味着什么。路易丝和米拉玩警察抓小偷，为游戏设计场景、服装和复杂情节。但她也会玩没有通常规则的捉迷藏——她不作预告便躲起来，选择能观察孩子们的藏身之处，并在孩子们寻找时一直藏着。米里亚姆把这些游戏视为路易丝认真对待孩子、自己或许也有孩子气的一面的证明。她没有看见游戏变成考验孩子恐惧的那一刻。

米拉和亚当呼唤路易丝、哭泣并逐渐不安时，她仍藏着不出来。亚当困惑地抽泣；米拉以为保姆真的把他们独自留在公寓里，再也不会回来。即使米拉恳求她别再这样，路易丝仍在黑暗中等待和注视。后来，米拉学会更有条理地寻找，掀开窗帘，查看床底，但路易丝又找到了新的藏身处。米里亚姆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意义重大——她依赖保姆与孩子们之间的亲密，却不知道这种亲密包含着什么。

公园里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揭示了保护与占有之间同样不稳定的界限。米拉走开后，路易丝把她抱进怀里，亲吻她。接着，路易丝越抱越紧，直到米拉说自己无法呼吸。路易丝用平静而冷淡的声音警告她，如果她再乱跑，坏人可能会把她带走，让她再也见不到父母。米拉咬住路易丝的肩膀，直到咬出血来。两人都没有告诉米里亚姆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沉默让两人似乎被共同的秘密联系在一起，却也使米里亚姆无法得知照料何时变成了威胁和肢体冲突。

有一次，路易丝卧病在床，没能接听电话，米里亚姆起初以为她可能不告而别。她惊慌失措，责怪自己和保罗羞辱了路易丝，担心他们把她当成一个纯粹的雇员。保罗猜想路易丝可能只是遇到了问题，并劝米里亚姆看看她合同上的地址。路易丝后来打电话道歉，说自己病得无法下床，米里亚姆对这个平凡的解释感到意外。她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路易丝当成不会受伤的人，仿佛她的身体不会疲倦或生病。这件事短暂地揭示出被依赖遮蔽的事实——路易丝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支持系统，而是一个有自身需求的人，而这个家庭并未始终可靠地顾及这些需求。

疏远、工作与认知

路易丝的债务浮出水面后，米里亚姆更难回避两人关系中的紧张。在等待庭审时，米里亚姆想起自己曾多次让路易丝把税务局的信带来，而路易丝总说忘了。她也问过雅克的情况，以及斯特凡妮是否知道那些拖欠已久的债务，但路易丝面对这些问题总是沉默。米里亚姆把这种沉默理解为谦逊，以及想要维护两个世界之间界限的愿望，随后便不再试图帮忙。如今她怀疑，自己所谓的体谅是否也意味着冷漠——她没有仔细查看或留存那些文件，眼看路易丝日渐苍白消瘦，却不知道如何介入。

米里亚姆自身的职业信心更衬出她的无能为力。她正准备在法国重罪法院为一名男子辩护；从青少年时期起，她就梦想进入这种法庭，并在求学期间为此努力。在厨房里面对路易丝时，她却觉得喉咙发紧，尽管她以坚韧著称，同事帕斯卡也称赞她勇敢。这种对比并不意味着米里亚姆的法律工作不真诚；它表明，她带上法庭的技能几乎帮不了她处理自己家中正在形成的私人依赖关系。

保罗最终同意他们不能让路易丝继续维持现状，却提议等暑假过后再让她明白他们不再需要她。尚未达成明确解决办法时，米里亚姆对路易丝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保罗提醒她，路易丝是他们的雇员，不是朋友；此后她便给出明确指示，只与路易丝保持距离交谈。两人一起喝茶的习惯结束了，亲昵的赞美和周五晚间共饮葡萄酒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她们避免待在同一个房间，按着熟练的步调在公寓里互相躲避。关系一旦变得令人不安，米里亚姆从前送出的礼物和道歉并没有阻止两人重回雇佣关系的框架。

谋杀与米里亚姆新的理解

孩子们被杀后，米里亚姆曾经信赖的日常惯例成了调查的一部分。妮娜·多瓦尔重现了当天下午的情形——四点钟，罗斯·格林伯格关上了百叶窗，瓦法去广场的长椅上坐着，路易丝则朝浴室走去。调查人员问保罗，亚当和米拉是否喜欢洗澡，以及那个时段洗澡会不会让他们感到意外。米里亚姆曾经依赖的普通照料——放水、查看水温、叫孩子们去洗澡——如今都必须作为犯罪调查的一部分接受审视。

凶器是一把小巧而极其锋利的陶瓷厨房刀，路易丝可以将它部分藏在手掌里。保罗认出那是托马从日本带来的礼物。为了避开坏运气，米里亚姆给了托马一欧元作为交换，并把刀放在高处的橱柜里，因为她想让孩子们碰不到它。一件为了保护孩子而收起来的家用物品，最终被揭露为杀害他们的凶器。

调查也重新诠释了路易丝照看孩子时表面上的轻松。超市监控录像中，亚当和米拉跑在前面，撞落商品包装，还伸手拿巧克力蛋；路易丝则平静地走过货架。她没有叫住他们，也没有一直留意他们；孩子们后来笑着回来，围在她身边，而她只显出些许恼怒。这些画面无法解释谋杀，却与调查人员对浴室情形的重现一道，动摇了米里亚姆曾助力维持的那种印象——路易丝是一位无可挑剔、时刻关注孩子的照护者。

后来，米里亚姆和保罗开车回来时，她在喇叭声和陌生的交通堵塞中醒来。她望向路对面的人行道，认出了路易丝熟悉的身影。保罗一心想弄清堵车的原因并找到出路，米里亚姆于是再次指给他看，坚持说那好像是路易丝。这一幕没有带来和解或解释。它只是让她在城市里隔着一段距离遇见从前的照护者，而这家人回家的路程仍然受阻。

米里亚姆的转变并非从信任简单走向怀疑。她看出了招聘逻辑中的不平等，对路易丝怀有温情，也受益于她非凡的劳动；与此同时，她基本没有改变雇主所拥有的权力，也没有限制保姆不断延长的工作时间。谋杀使亲密熟悉与真实了解之间的差距显现出来。那个让米里亚姆的家庭生活看似毫不费力的女人，既不只是一个神奇的帮手，也不是一个真正被米里亚姆了解的人；曾经带来安全感的日常惯例，也无法与摧毁这个家庭的暴力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