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与祭品

拖网者所谓的“礼物”并非慷慨之举，而是一套跟踪、暗号通信和谋杀的体系，被包装成献给罗伯特·马洛里的供品；凶手称罗伯特为“上帝”。故事中，海报、信件、照片和其他痕迹将寻常物品变成难以判明含义的讯息。最终揭露拖网者及其同伙已跟踪罗伯特近一年半，这颠覆了人们对所谓接收者与罪行之间关系的原有看法——罗伯特是凶手执念的对象，而不是凶手本人。

虔诚的词汇

拖网者称罗伯特为“上帝”，并把那些罪行称作留给他的礼物或祭品。在寄给《洛杉矶时报》的一封信中，拖网者声称自己杀害了奥黛丽·巴伯以及更早的受害者，并坚称罗伯特并无过错，也不应受到怀疑。这种说法把谋杀变成供奉，也把凶手渴望获得认可的追求变成虔诚表演。它还将罗伯特塑造成一个想象中的接收者——他受到监视，也有人向他传递讯息，无论他是否理解这些讯息。

这些信始于1980年夏季，即凯瑟琳·拉奇福德失踪之后，并持续至1981年初秋。后来，阿比盖尔·马洛里公开了这些粉丝来信；人们认出，它们与拖网者公开信出自同一笔调。信中没有提及受害者姓名，也没有明确指向入室侵扰。相反，信中告诉罗伯特，他和同伙一直在暗中看护他，他曾在城里被人看见，而且有“礼物”“祭品”或“珍宝”等着他去发现。信件刻意省去的内容，使它们未能向罗伯特解释这些罪行，却明确表明他一直遭人监视。

可能承载讯息的物品

这些礼物并非以一批清晰可辨的物品一次性出现。一张留在马特·凯尔纳邮箱里的外国人乐队《4》专辑海报，后来让布雷特在马特腾空的房间里看到一张相同海报时感到不安。在那里，布雷特在仅剩的几件物品中发现一本记事本，上面写着马特手写的姓名缩写“RM”和一个电话号码。绿色转盘电话没有接通线路，布雷特带走了那张纸，却不确定号码是否属于罗伯特，也不确定是否是自己的猜疑让他在本无意义之处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些物品构成了一条线索，却未能立即说明它意味着什么。

其他媒介同样留下痕迹，却不易解读。一盘寄给“布雷特”但名字拼错的录音带，起初看起来像一条不受欢迎、又或许令人期待的私人留言。布雷特播放录音带时，先听到录下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声，随后才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录音带的内容使它成为不断累积的证据之一，而声音晦暗难辨，令任何确定的解读都为时尚早。十二月出现的情形延续了这一模式——一个写着“布雷特”的牛皮纸信封寄到，内有约四十张黑白照片，其中许多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布雷特与罗伯特在吉利球场以及本尼迪克特峡谷废弃房屋中的身影，也拍下了与马特在泳池屋有关的片段。最后一张照片显示，布雷特本人也曾被人从一辆厢型车里拍摄。因此，这些所谓的礼物也是寄件人密切监视罗伯特周围人际圈的记录。

供奉背后的罪行

罗伯特死后，人们在本尼迪克特峡谷房屋的隔音地下室发现奥黛丽·巴伯的遗体，这一发现起初加深了对罗伯特的怀疑。拖网者后来寄出的信改变了这一发现的含义——和其他遭杀害的女孩一样，奥黛丽也是凶手声称献给“上帝”的祭品。信中称，拖网者及其同伙为地下室做了隔音处理；奥黛丽生前曾被关在那里，后来也在那里被发现。布雷特意识到，自己去那栋房子时，她可能就在里面。这一揭露将所谓的祭品与罗伯特有时会去的某个实体地点联系起来，却没有证明罗伯特犯下了这些谋杀案。

拖网者还声称自己曾与罗伯特的许多熟人发生亲密关系，他的朋友也做过同样的事；他还提到留给罗伯特同学的纪念品、照片和海报。这些说法扩大了礼物所涉及的范围——它们不只是献给罗伯特的供品，也表明他的社交圈已遭渗透。然而，凶手的信从未指出受害者身份，也没有向罗伯特直接解释这些罪行。据阿比盖尔所说，罗伯特一度怀疑这些便条来自一群痴迷的女孩，或来自一位以前约会过的对象。因此，礼物以暗号呈现，既维持了拖网者私下编织的叙事，也使收信者无法将这一叙事与暴力联系起来。

反转及意义

拖网者的信既是对罪行的认领，也纠正了围绕罗伯特形成的说法。凶手不满于别人暗示罗伯特负有责任，坚称这些罪行和这项“计划”都属于拖网者及其同伙，并承诺莱斯利·斯拉文将是洛杉矶县最后一名受害者，也是献给那个已故男孩——凶手称他为“上帝”——的最后一份供品。阿比盖尔公开早先那些信件，证实了私人讯息与公开认领之间的联系；罗伯特也随即被证明并非拖网者。信件表明，跟踪在罗伯特进入巴克利私立学校之前便已开始，并持续至跟踪者将注意力转向与他最亲近的学生。

这一意象之所以有力，源于物品与附加其上的故事之间存在落差。海报可能是线索，也可能仅仅是一张海报；电话号码可能暗示私人联系，却不能证明确有其事；照片则只有在收件人已遭监视之后，才能揭示一场监视行动。称这些东西为礼物，会让它们显得经过挑选、意义非凡，但它们的含义由寄件人掌控，只以零碎片段揭示。因此，拖网者的供品不仅将罪行彼此联系起来，也展现出凶手如何利用关注、秘密和叙事，让其他人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尚无法读懂的故事中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