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病患与尸体处置规则

修道院处理疾病与尸体的规章，明确展现了这座封闭机构如何支配女孩的身体，即便她们已经患病或死亡。医疗照料仅限于内部的外科修士；无论患病还是死亡，都无法使她们重新获得宗教、法律或外部社会的保护。这些规章将疾病变成一种需要处理的威胁，并将女孩本身视为固定群体中可以牺牲的成员。

照料与治疗的限度

女孩患病时，只能交由外科修士照看；他是修道院里聋哑侍役修士中的一员。这种制度安排不允许探视或外部援助——外人不得进入亭阁，女孩也无法与侍役修士交流。现有记述指出外科修士是唯一的照料者，但没有说明更全面的治疗过程，也没有提及康复的可能。

当疾病被视为具有传染性，或病人的状况变得严重时，这套制度的优先次序便显露无遗。在这些情况下，修士们不会等她死去，而是趁她仍活着便将她抬出去，弃置在围墙之间的空地上。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保全众人——宁可失去一个女孩，也不愿让其他人冒险；但这项政策表明，是否继续照料某个人，取决于她的存活是否方便这家机构。

死亡与处置

女孩死后得不到任何宗教仪式。她的尸体会被扔进周围围墙之间的一处空地，此事也就此了结。记述中没有提及任何仪式、公开记录或与亲属的联系；修道院与世隔绝，使得处置尸体时不必担心外人目睹。

这段记述也说明了该政策反复施行的程度——叙述者称，她在修道院生活的十八年里，目睹了十多起此类极端残酷的事件。修士们认为，失去一个女孩并无大碍，因为她的位置很容易由别人填补。因此，死亡被纳入机构的日常运作，而非视为可能需要作出解释的特殊事件。

制度逻辑与叙事意义

这些做法属于一套更大的隐瞒与有罪不罚制度。隐蔽的入口、地下通道和遮蔽严密的亭阁将女孩与公众视线隔绝；修士们确信没有目击者能够揭露他们的行为，因而肆无忌惮地将虐待推向极端。对病患和死者的处置正是这种隔绝的后果之一——围墙不仅禁锢活人，也控制那些已无法反抗或作证之人的遭遇。

这套政策的计算方式——将十六名女孩维持为固定人数，并把损失一人视为容易弥补之事——把每个生命都化为可替换的单位。这种逻辑也在叙事其他部分重现——其他绑架者曾威胁要处置囚犯，再用新的劳役者取而代之。修道院自称拥有宗教权威，但它对待病患与死者的方式揭示出一个缺乏灵性关怀的机构；在这里，谁能得到照料、谁会遭到遗弃、谁将被抹去，全由私人权力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