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康威

钟形罩

多多·康威是埃丝特·格林伍德的邻居,也是埃丝特远远注视的郊区母亲生活的鲜明化身——她是天主教徒、大学毕业生、建筑师的妻子,也是六个孩子的母亲,正怀着第七个孩子。埃丝特看见她推着婴儿车,脸上带着近乎虔敬的微笑,随后想象自己若在海边生活,也可能拥有另一种家庭幸福。但这种景象并未消除埃丝特对孩子以及她视为婚姻所附带的性别化劳动的抗拒。多多的存在反而让家庭生活显现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安排,也是埃丝特难以安然置身其中的未来之一。

身份与家庭

埃丝特第一次认出多多,是看见她沿街推着一辆旧黑色婴儿车。两三个面色苍白、脸和膝盖沾着污迹的孩子紧跟在她裙边,多多则朝着太阳安详地微笑。这一幕来自埃丝特有所防备的视角——她从窗边窥看,一听见地板吱呀作响便躲了起来。多多一家为邻里所熟知,但在埃丝特的注视下,这个家庭的规模和视觉特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多多是天主教徒,曾就读于巴纳德学院;她嫁给了一位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信仰也与她相同的建筑师。这对夫妇那栋宽敞而错落的房子藏在松树后面,树木遮挡了房屋的视线,与邻里相连的草坪和友善的齐腰篱笆形成鲜明对照。房屋上层是深棕色木板墙,下层是嵌着灰色和紫色石块的灰色灰泥墙,建筑外观别具一格;园地里挤满了滑板车、三轮车、玩具车辆、运动器材、仓鼠笼和可卡犬幼犬。这栋房子不仅宽大,还被童年的物件和杂乱环绕,家庭生活的天地显眼地溢到了院子里。

邻里间议论着多多一家的孩子数量。像埃丝特的母亲这样的年长居民有两个孩子,较年轻、较富裕的家庭有四个;多多有六个孩子,眼看又要生第七个,远超社区认定的寻常规模。邻居们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她的天主教信仰。这个细节将多多一家置于有关宗教的公开成见和邻里评议之中,尽管埃丝特也注意到,人人都喜欢她。

埃丝特眼中的母职

埃丝特看多多时,既着迷又厌恶。怀孕的多多身形娇小,腹部明显隆起,走在街上推着最小的孩子。埃丝特觉得多多似乎是特意做给她看的,但这并未得到证实,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多多的本意——重要的是这一举动对旁观者造成的影响。埃丝特说孩子让她恶心,却又不由自主地对多多感兴趣。着迷与退避并存于同一次注视之中。

当埃丝特想象自己若留在故乡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时,这种反差便更加鲜明。她想象自己嫁给在海边遇见的狱警,养育孩子,在猪和鸡相伴的生活里住进一间铺着明亮油毡的厨房,身穿朴素的家居服喝咖啡。这番幻想赋予家庭生活温情、具体的地点和日常细节。但这并不能证明埃丝特想过上多多那样的生活;相反,它表明她虽抗拒那种似乎定义了家庭生活的角色与义务,却仍能想象归属于家庭的生活。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埃丝特对婚姻的种种思虑中。她想象自己成为康斯坦丁的妻子,预见自己会做早餐、收拾屋子、铺床,并在丈夫下班后准备晚饭。她把这套想象中的日常与威拉德太太所做的家务联系起来,也联想到一张精心编织的地毯——它用旧西装呢料制成,最后却成了沾满污渍的厨房垫。文中没有描写多多做这些家务,埃丝特对婚姻的疑虑也不应被误当成对多多私生活的描述。相反,多多引人注目的大家庭让埃丝特对传统女性生活的恐惧有了一个鲜活可见的对应形象。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多多与埃丝特的相遇由彼此注视所塑造。埃丝特隔着窗台观察多多,后来又蹲在暖气片后面;多多则转脸朝向房子,仿佛察觉到了藏身暗处的旁观者。埃丝特想象多多的目光穿过木板墙和粉色壁纸上的玫瑰图案,看见了藏起来的她。这一刻,审视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埃丝特一直在观察多多,却突然觉得自己暴露在对方眼前。

在有关多多拜访埃丝特母亲的叙述中,另一种家庭边界浮现出来。多多曾两次报告埃丝特的行为——一次说她坐在街灯下,在一辆蓝色普利茅斯车里与人接吻一个小时;另一次说她准备上床时,半裸的身影被人看见。这些报告让多多成为一名观察者,会把所见带进埃丝特的家庭生活。因此,她的社会角色不仅包括那位面带微笑的母亲这一公众形象,也包括邻里监督者的身份——私下的行为可能成为传递给父母的消息。

观察与显露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集中体现于埃丝特觉得多多的目光穿透房屋实体屏障的感受。此刻多多没有说话,埃丝特也没有交代多多在想什么;这一幕的力量来自埃丝特害怕被看见。起初令她着迷的邻居,短暂地成了注视她的人,而埃丝特无法躲开这道目光。

实际联系与叙事作用

多多也通过实际援助进入埃丝特的故事。戈登医生看诊结束后,埃丝特的母亲跟着他走到门口;屋外,多多的黑色旅行车停在斑驳的树影里。这辆车原先是为一位富有的社交名媛订购的,车内配有黑色皮革座椅,也没有镀铬装饰;但车主觉得它令人沮丧,认为看起来像灵车,便拒绝收车。康威夫妇以优惠价格买下了它,省了几百美元。埃丝特坐在前排的多多和母亲中间,心情低落,思绪渐渐陷入空虚。

后来,埃丝特的母亲安排她到当地医院做志愿者,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帮助处境更糟的人,能治好她过度关注自己的毛病。志愿者主管把埃丝特分派到产科病房,给她一辆装着鲜花的推车,让她分发鲜花。这个决定不是多多做出的,现有叙述也没有把她说成埃丝特的照护者;她的重要之处在于,她属于同一个当地人际网络,埃丝特的母亲正是通过这个网络安排交通和帮助。旅行车和志愿者岗位,将多多家庭宽广的生活天地与围绕埃丝特困境所作的实际安排联系起来。

多多始终是一个通过埃丝特有所取舍、往往情绪浓烈的注视而呈现的人物,而非一个能让读者了解其内心的人物。她安详的微笑、被遮挡的房屋、众多孩子、邻里名声、警觉的身影和灵车般的汽车,共同构成一组具体意象,埃丝特借此审视成年的种种生活方式。这种对照并非简单判定多多幸福,也不是说埃丝特拒绝一切家庭生活的可能。它展现的是埃丝特面对一种未来的处境——这种生活在社会意义上清晰可辨,却难以在情感上认领——它挤满孩子和家务义务,有时在她想象中令人窒息,有时又像海边一间宁静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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