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加里进入法国空军飞行学校，既是军事航空生涯的开端，也是对归属感的一次考验——母亲故事中赞颂的法国身份，在官方规则审视他的出生地和归化情况时，显得更为复杂。1938年入伍后，他迟到抵达阿沃尔空军基地，努力赶上进度，并发现自己在飞行和领导方面成绩最好。然而，成为军官、穿上制服并佩戴金色条纹的希望，最终被一项国籍限制削弱；而这一拒绝却矛盾地帮助他以新的方式感受到自己是法国人。

服役前的法国理想

从童年起，加里的母亲就把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描绘成一则民族童话的背景。在立陶宛的森林里，她以讲睡前故事般的亲密口吻向他讲述法国的历史与文化，将法国同她的笑容以及她怀抱带来的安全感联系在一起。加里说，自己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亲法者——在感情上，法语先于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成为他生活的国家，成了他的母语。这个承袭而来的理想塑造了他对服兵役的理解。母亲一再预言他会成为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大使；在她看来，他将来身着军装，意味着他会拥有更宏大的法国命运。

加里对法国的信心，也与同样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回忆说，母亲把他包围在如此完整的爱国信念之中，以至于他直到进入尼斯的中学后，才知道1870年法国战败。战争逼近时，他信任法国陆军及其领导人，没有把国家的沉默视作警告。后来，在法国沦陷之后，他响应夏尔·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的号召；回想起来，那个召唤他继续战斗的声音，既像是一位将军的声音，也像是母亲教他去爱的那个法国发出的声音。

入伍与公开告别

1938年11月4日，加里在加里接受空军训练的萨隆-德普罗旺斯入伍。车站上，朋友和亲属聚集起来为年轻人送行，但只有他的母亲带来了一面三色旗。她挥舞着旗子，高喊“法国万岁！”，而其他应征者显然对服役毫无热情，他们对她的举动投以敌意的目光，并出言嘲弄。一名新兵抗议说她不是法国人。这句话击中了眼前场景中早已存在的矛盾——最热烈地表现法国爱国情怀的人，也被指认为外来者。

加里本人也被母亲的热情洋溢惹得恼火。他借这句侮辱为由打了那名新兵；火车开始移动时，车厢里爆发斗殴，“法西斯分子”“叛徒”和“打倒陆军”的喊声此起彼伏。他短暂地挤到车窗前挥手告别，随后又回去打架。这场混乱让他得以避开离别带来的强烈情绪——火车驶离时，站台上的旗子仍在飘扬。他迈出的第一步军事生涯之路，因此同时带着依恋与抗拒——母亲毫不掩饰的忠诚、他自己的难堪，以及被暴力打断的告别。

迟到抵达阿沃尔

加里的军事准备和法律学位，本应让他直接进入阿沃尔的军官飞行学校。然而，他在加里接受空军训练的萨隆-德普罗旺斯留了将近六周，期间官员不断告诉他，他们没有收到有关他情况的指示。通过官方渠道反复申诉，仍毫无结果。最后，巴尔比耶中尉开始关注此事，并支持他的抗议。等到加里接到命令前往阿沃尔空军基地时，他已经迟到了整整一个月，错过了近三分之一的课程。

他不让这段失去的时间决定自己的前途。尽管他在罗盘理论方面遇到困难，仍然补上了进度，总体成绩达到中等水平，而飞行和步兵领导方面的成绩则明显更好。在这些领域，他发现自己展现出一种言语和举止上的权威感，并认出那是母亲的风格。理论上的弱项与实践中出乎意料的指挥能力形成对照，使他作为学员的潜力显得具体而非轻而易举——他必须弥补行政拖延造成的落后；而他的信心，则随着他终于获准训练后所展现的技能而逐渐增长。

飞行学校与飞机

加里喜爱那个时代的飞行文化——敞开式驾驶舱、原始仪表，以及个人主动发挥的空间。训练意味着费力穿上厚重的一体式皮革飞行服，站立或探身于飞机外，还要在机场的泥地里作业。在波泰兹-25飞机上——它的速度大约与役马相当——他记得机油的气味；学员们还会从利奥-20双翼飞机裸露的机头打出手势。飞机及其操作方式令他感到飞行鲜活而真切，但那些飞机已经过时，背后却隐含着更为阴暗的意味。他得出的结论是，学校正在为学员准备一场类似1914年的战争；而不久之后，更现代化的飞机和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的战役，便使这种脱节变得意义重大。

临近毕业时，学员们盼着得知自己的军衔，并根据成绩选择派驻地点。加里的母亲寄来五百法郎供他买制服；这笔钱是她向布法市场的老朋友潘塔莱奥尼先生借来的。加里仔细整理帽檐，试着留起当时飞行员间流行的小胡子，还想象着胸前的金色飞翼会让自己看起来多么强悍，仿佛足以遮住里面那个小男孩。他希望被派驻南方，既有职业上的考虑，也有个人原因——他想去尼斯探望母亲，陪她出现在尼斯布法市场或英国人漫步大道上。制服不只是职业生涯所需的装备，也是母亲长久以来预言的未来显现于人前的形式。

资格、拒绝与归属感

临近毕业并没有带来加里和母亲原本期待的那种简单认可。他得知自己因出生于俄国、且归化时间被认为太短，而未能通过考核。相关规定禁止某人担任飞行军官，除非其父母是法国人，或其归化时间已超过十年；不过，据加里所知，这项规定并未得到一贯执行，而且此前曾因歧视性而受到质疑。他的回答是自己是法国人；而他得到的解释清楚表明，法律资格与他本人的信念并不一致。

这次拒绝颠覆了他对法国的理解。在此之前，母亲心中的理想使他把法国视为卓越美德的源泉。被法国自己的制度排斥所带来的伤害，让他明白法国人并非一种特殊或优越的人——他们也会不公正、愚蠢、可笑，和其他人并无两样。他开始把法国看作由许多不同面孔组成的群体，也明白爱这个国家并不意味着要在它的旗帜面前放弃判断。矛盾的是，这场痛苦的遭遇反而使他真正感到自己是法国人，仿佛这终于完成了他的同化。因此，飞行学校的经历并未以简单获得母亲想象中的军衔作结，而是以一种更为艰难的依恋告终——这种依恋并非建立在天真的爱国情怀之上，而是植根于对人类共同不完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