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内特·伊弗森
《儿子》阿格内特·伊弗森是奥斯陆一个富裕家庭的四十九岁女家长。她最初通过家中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呈现,后来则成为一名遇害者,其体面形象掩盖着更为阴暗的角色。她在家中遭枪击,使私人住所变成犯罪现场;西蒙·基法斯后来指控她参与一项计划,意图铲除一个与怀孕越南女子有关的问题。
身份与家庭生活
阿格内特的外貌让人难以判断她的年龄。她光滑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和苗条的身材,令人觉得她不过三十五岁上下;而她灰白的头发、经典的衣着,以及受过教育却略显过时的说话方式,则让人以为她年纪更大。伊弗森一家居住在霍尔门科伦山坡高处,这也加深了这种印象——他们仿佛属于更早一代,阿格内特是留在家中的妻子,另有两名家务雇员照料住宅、花园和家人的需求。
她每天的作息让这种传统角色具体可见。尽管住宅气派不凡,家务并不繁重,雇员们要到中午才开始工作。阿格内特最早起床,在毗邻住宅的森林中散步,采摘滨菊,然后为丈夫伊弗·伊弗森和儿子小伊弗·伊弗森准备早餐。她看着他们吃完自己做的健康餐点,随后收拾餐桌,用白围裙擦干双手。两人乘坐保养良好的家用奔驰离开时,她在门廊台阶前吻别他们。
这些仪式体现的不只是个人习惯,也延续着家族传统。小伊弗·伊弗森以握手向母亲道谢,这项习俗已维持数代。他在学校假期会到家族房地产公司工作,父亲希望他在那里学会工作的纪律,以及继承财富所伴随的责任。阿格内特在这种秩序中的角色看似属于家庭内部,但西蒙后来指出,公司本身建立在她的资金之上,这使她的影响力远比最初呈现的家庭日常所暗示的更大。
家中枪击案
伊弗·伊弗森和小伊弗·伊弗森已经离开后,一名持枪少年来到伊弗森家的住宅。他询问这里是不是这家人的住处,阿格内特予以确认,并指向道路,解释说他来晚了,两名男子已经离开。少年从运动包里取出一件物品,瞄准她。阿格内特现实中从未遇见过这样的情形,但她认出了眼前的东西——一把手枪。
她退向敞开的门口,看不清武器后面的少年的眼睛。一声枪响后,她踉跄着倒退,穿过走廊,进入厨房。她短暂地仍站着,伸手寻找平衡时撞到墙上的一幅画,随后倒在厨房门口。她早晨散步时带回的花和花瓶,以及她身上的白围裙,都散落在她身旁的地板上。她从那里看见少年转向石板路旁的枫树,弯下身,随后从视线中消失。她希望他已经离开。她无法起身,疼痛袭来时便闭上了眼睛。
与早晨的日常生活相比,这一幕形成鲜明而具体的反差——她散步时采来的花,以及为家人准备早餐时穿的围裙,在家庭秩序遭暴力打断后仍留在现场。少年到来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在;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他为何找她,也无法确认是谁派他来的。
犯罪现场与调查
西蒙刻意等了一会儿才查看阿格内特的尸体,希望能集中注意力观察,而不是过早形成印象。他最终查看时,看见白围裙上有一圈近乎对称的血迹。那一幕短暂地让他想起日本国旗,但这种联想也凸显了画面中心的失落——这个女人已经死亡,而西蒙逐渐将这种神情与一个人在死后沦为物件联系起来。
他观察到的证据有限。阿格内特胸部中枪,似乎只中了一枪。她的双手没有搏斗痕迹,指甲也没有断裂;左手中指上的指甲油有一处缺损,但可能是在她摔倒时受损。西蒙询问现场是否有闯入迹象,并让法医把尸体翻过来。这些细节表明枪击案有待调查,却没有揭明袭击发生的具体经过。
有一段时间,调查并未发现阿格内特遇害案与另一宗三人凶杀案之间存在联系。卡里·阿德告诉西蒙,她已经搜寻两案之间所有可能与不可能的关联,却一无所获。西蒙提醒她,找不到联系并不能证明联系不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很重要——伊弗森案起初看似与其他杀人案无关,但调查仍在检验这一判断。
家族财富与据称的动机
后来对伊弗·伊弗森的问话,让阿格内特在家族中的地位更加清晰。西蒙提到那名遭杀害的越南女子怀孕一事时,伊弗先否认自己知情,随后又改口说,他知道一些情况,但不了解此事。他要求打电话给律师,并坚称西蒙没有证据。西蒙回答说,他认为伊弗并不知晓全部情况,但阿格内特知道。
西蒙提出的解释围绕家族的权势与公众形象展开。他称伊弗森家族是奥斯陆最大的私人地产所有者,拥有无可指摘的公众形象,并指出家族的房地产公司建立在阿格内特的资金之上。按他的说法,她既掌握情况,也有决定权——她决定除掉这个麻烦,其他人则按她的决定行事。西蒙还指称,事发后,涉事者需要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一名证人报告说,自己看见有人在后院给那名女子注射;他指控伊弗让阿格内特联系能够执行此事的人,并出钱掩盖痕迹。
这些指控把那个准备早餐、照料花草的女人重新描绘成体面家庭表象背后有权势的参与者。在现有证据中,这些仍是西蒙的指控,并非阿格内特的供认,也不是对她作出决定过程的独立叙述。她已无法回应这些指控,而伊弗否认知情,并要求获得法律协助。
叙事作用与意义
阿格内特的形象建立在表象与隐秘权力的冲突之上。老派的家庭生活、传承数代的握手礼、鲜花和白围裙,让她的家庭角色具体可见;西蒙后来的说法则将她置于家族财富以及据称针对那名孕妇所采取行动的关键位置。小说无须抹去其中任何一面——她的日常生活可以是真实的,同时也可能掩盖着她在家外行使的权力。
她遇害一事也打破了伊弗森庄园看似牢不可破的安全感。家中的两名男子乘奔驰出门,阿格内特留在家里,并应门接待那名少年。原本划定特权家庭边界的门槛,成了暴力闯入的入口。在调查中,她的尸体起初是需要仔细勘查的现场,后来则成为西蒙关于金钱、声誉与责任的理论中缺席的核心。她的叙事意义就在于这一反转——起初,她通过维持家族形象的日常事务登场;后来,西蒙却认定她可能曾采取行动来保全这一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