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蒂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在厨房去世
《犹大》沙尔蒂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在厨房去世，是他一生的鲜明终局——政治排斥、私人疏离，以及其亲笔记录的消失，使他陷入孤独。他在照例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报时去世；留下的只有阿塔莉娅和格尔绍姆·瓦尔德记得的那一幕、一封被隐匿的辞职信，以及一份被蓄意拆成碎片并冲走的档案。
屋中最后的岁月
米哈去世后，阿布拉瓦内尔与阿塔莉娅和格尔绍姆·瓦尔德住在一起，家中充斥着悲伤与沉默。阿塔莉娅回忆说，他们三人仿佛被关在潜艇里的人，一同与世隔绝。瓦尔德喜欢说话，需要交谈；他过去几乎事事都与阿布拉瓦内尔争论，但米哈去世后，两人不再争执。阿塔莉娅说，悲伤仿佛在他们喉咙里打了个结。阿布拉瓦内尔能够忍受沉默，瓦尔德却深受其苦。
同住一屋并没有让阿布拉瓦内尔不再孤独。他的阿拉伯朋友被留在新边界的另一侧，或被赶出卡塔蒙、阿布托尔和巴卡的家园；他也没有剩下犹太朋友，因为他被打上叛徒的烙印。阿塔莉娅说，他死时遭人憎恨、诋毁，或许甚至连自己也鄙视自己。她的叙述将政治谴责与个人评判并置——她认同他的部分观点，也承认他的诚实、勇气和独创性，但她说自己从未真正爱过他，或许只有在年幼时例外。
阿塔莉娅的回忆也说明了父女关系为何始终紧张。她四岁时，阿布拉瓦内尔与一位牧师争论起来，随后一路跟着对方从市场走向雅法街，再到埃塞俄比亚人街；他沉迷于争论，把她独自留在市场的一家店里。有一次，为了不让妻子出门，他把她的三双鞋全藏了起来，整整两周不让她离开家。后来，他发现阿塔莉娅正和父亲的一位希腊朋友有说有笑地喝酒，便把她锁在阁楼里。阿塔莉娅记得，他孤僻、内向、善妒而又狂热，不适合家庭生活；她说，他从不想做父亲，也不知道该如何做父亲。
孤独背后的政治挫败
舒穆埃尔·阿什在《达瓦尔报》上找到的公开记录，让阿布拉瓦内尔的疏离呈现为一段政治史。一则日期为1947年6月18日的消息报道，阿布拉瓦内尔请求向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陈述自己对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冲突所持的少数派立场。他希望提出一条独创的和平之路。犹太代办处的领导层驳回了他的请求，坚持认为犹太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必须向委员会统一发言，而不能提出相互矛盾的立场。阿布拉瓦内尔曾考虑独自出面，但最终服从了多数人的纪律；或许有人警告他，若不服从，他就会失去自己在犹太社会主要机构中的职位。
第二则日期为1947年12月21日的消息报道，阿布拉瓦内尔因与同僚意见不合，前一天已被免去在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和犹太代办处领导层中的职务。据报纸报道，他认为戴维·本-古里安等人选择的道路必将导致两个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届时不会有明确的胜利者，而以色列地的六十万犹太人的生命将岌岌可危。他坚持认为，历史性的妥协仍有可能。报道称他是律师和阿拉伯问题专家，近九年来一直身居这两个机构的高层。
阿塔莉娅后来纠正了报纸说法看似简单的叙述——阿布拉瓦内尔并非只是辞职。有人给他二十四小时，让他提交辞职信，否则就将以不光彩的方式被两个机构正式一致开除。他写了一封措辞审慎、陈述理由的信，但信件遭到压下，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刊登。多年后，阿塔莉娅去犹太复国主义档案馆寻找这封信或其副本时，工作人员声称它从未存在过。舒穆埃尔查阅报刊，同样没有找到阿布拉瓦内尔公开辩论的记录，也没有发现他向犹太或阿拉伯公众发出的呼吁。现存的公开记录勾勒出他异议的大致轮廓，却隐去了那份或许能以他自己的方式发声的文件。
机构层面的沉默也延续到了档案馆内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舒穆埃尔，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的记录可以查阅，但犹太代办处领导层的秘密会议记录还要继续保密四十年。这位官员的答复表明，障碍不只是文件遗失——关键辩论按规定封存，而阿布拉瓦内尔立场的叙述则只能依靠零散报纸和事后证词。由此，他去世的情形也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政治挫败之后，证据随之消失或遭到隐匿。
厨房餐桌旁的死亡
米哈去世后，阿塔莉娅和阿布拉瓦内尔与瓦尔德之间的关系变成安静而克制的共处。瓦尔德会反驳阿布拉瓦内尔的观点，但两人不再争吵。沉默也笼罩着阿塔莉娅；她说，她和那两个男人住在一起，身边再没有别人。她每天在施特劳斯街的一家房地产事务所工作数小时，并照料家中的两名男子。尽管阿布拉瓦内尔的女儿和女婿也住在同一屋檐下，他在情感上仍与他们隔绝。
他最后的日常生活单调而孤独。每天下午，七点新闻播报结束后不久，他便独自坐在厨房里，喝咖啡、读报。一天晚上，他的头突然栽到杯子上，把杯子撞翻了。他眼镜的右镜片撞在桌上，碎裂开来，仿佛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眼睛。咖啡流过桌面，沿着他的胸口和双腿淌下，落到地板上，还浸湿了报纸。阿塔莉娅发现他时，他的额头和头发浸在漫开的咖啡里，脸贴着印有花纹的油布。读报这一平常仪式并未以最后的宣言收尾，而是以读报者突然伏倒在书页上告终。
瓦尔德的回忆赋予这场死亡一种相近却并不相同的重点。多年来，除了几句客套话，阿布拉瓦内尔一直不与他交谈；瓦尔德说，老人去世时，或许是以色列最孤独、最遭人憎恨的人。他记得阿布拉瓦内尔俯身靠向桌子，仿佛要擦掉油布上的污渍，接着额头撞上桌面，就此死去。两种叙述都聚焦于厨房、报纸、桌子和独自倒下的身影，而彼此间的差异则显出记忆的中介作用——阿塔莉娅记得碎裂的镜片和咖啡漫过他的身体；瓦尔德则把他的倒下描述为一个生命的终结，而他的世界早已崩塌。
被毁的文件与留存的记忆
阿布拉瓦内尔去世后，阿塔莉娅搜查他的房间，清空抽屉，翻遍橱柜，寻找便条、文章和手稿。她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他的遗嘱。遗嘱将房子、塔尔阿尔扎的几块地和他的积蓄留给她，并郑重请求她允许瓦尔德继续住在那里，直到终老。这份遗嘱是唯一留存下来的、记载了关怀之举的文件——即使死后，阿布拉瓦内尔仍为与自己同住多年、共同经历沉默的人作了安排。
其余档案都是被蓄意销毁的。瓦尔德说，阿布拉瓦内尔没有烧掉文件，而是把它们撕成极小的碎片，花了许多天冲进马桶。被销毁的文件中，有他与耶路撒冷、伯利恒、拉姆安拉、贝鲁特、开罗和大马士革知名阿拉伯人士往来的珍贵信件。阿塔莉娅搜寻后没有找到便条或手稿；瓦尔德翻遍抽屉、书架和书籍，也一无所获，并且没有在屋内或院子里发现火烧的迹象。于是，空荡荡的房间所记录的并非意外损失，而是一场彻底的销毁；它使后来的读者无法接触这位遭政治孤立之人的书面作品和通信。
小说对阿布拉瓦内尔的叙述，是通过各种不对等的证据传达给读者的。舒穆埃尔在《达瓦尔报》内页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简短消息；机构档案要么仍属机密，要么像辞职信那样被否认存在；而家中人的证词则来自以不同方式爱他、反对他或怨恨他的人。甚至最后那一幕，也是通过阿塔莉娅和瓦尔德的回忆传来，而非阿布拉瓦内尔自己的话语。他的死断绝了继续向他提问的可能；文件的缺失又让确定真相更加困难——这段历史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第一人称记录。
这份空白凸显了阿布拉瓦内尔遗产的核心矛盾。他曾相信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仍有可能达成历史性妥协，然而政治机构将他驱逐，他的阿拉伯朋友被迫流散于边界两侧，而犹太社群则称他为叛徒。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逐渐退出自己认为正走向灾难的世界，最终独自伏在报纸上，在女儿和瓦尔德也居住的房子里死去。被咖啡浸透的书页和遭毁弃的档案留下的既非对他的平反，也非完整的叙述，而是一幅异议者的身影；他的缺席本身，成了有关其社会不愿保存什么的证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