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ck Norton的救护车分队被调离意大利

迪克·萨维奇的救护车分队被调离意大利，这一看似原因不明的调动，演变成了一场围绕和平主义与机构权威的冲突。命令要求萨维奇、史蒂夫·沃纳、里普利和埃德·斯凯勒前往美国红十字会罗马总部报到，然后返回美国。命令没有附带明确的解释。接下来的几天里，萨维奇试图弄清此事缘由，并说明他反对战争并不意味着不愿意服务。他努力重返美国红十字会工作，却由此发现，该组织和军方对这种区分设下了限制。

命令与猜疑

这些人回到分队时，前往罗马的命令已经送达。分队经理不肯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同事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似乎不愿与他们交谈；弗雷德·萨默斯是个例外，他说自己弄不明白这件事。在这些人得到任何正式说明、知道自己被指控做了什么之前，气氛已经变了。

一名已把铺盖搬到另一间屋子的分队成员带着得意的神情走过来。他说自己听到了“煽动性言论”这个说法，并称一名意大利情报官员曾来打听这些人。这些消息为此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背景，却不是官方解释——命令本身对他们仍然没有说法，而有关调查和指控的消息也是间接传来的。他们离开分队时，没有向任何人道别。因此，这次调动在猜疑、传闻以及与昔日同事突然决裂的气氛中生效。

萨维奇寻求解释

第二天早上，其他人还在睡觉时，萨维奇便起身前往美国红十字会办公室。他焦虑得吃不下早餐。在那里，他向一名似乎负责此事的波士顿籍少校提出质问。少校谈到轻率言行、意大利人的敏感以及审查官对某些信件语气的异议，却把此事说成已经妥善解决的事件，没有明确指出萨维奇可以答辩的指控。

萨维奇坚持认为，自己理应有机会解释立场。他说，如果组织认为他未尽职责，就应该对他进行军事审判。他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尽管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仍愿意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按他的说法，他反对战争，并不妨碍他愿意提供帮助。少校用安抚而笼统的话语谈论谨慎行事，并说此事已经结案；他没有提供萨维奇所要求的听证机会。两人的分歧至关重要——萨维奇想要机会为自己说明情况，官员却认为没有必要再谈。萨维奇困惑而恼怒地离开了，不过少校表示，如果他想在巴黎的办公室继续申诉，可以安排交通。

巴黎与重返岗位的努力

抵达巴黎的第一天，史蒂夫·沃纳便前往美国红十字会办公室安排回国行程，并表示自己打算成为良心拒服兵役者。里普利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加入枫丹白露的法国炮兵学校。他们的选择表明，分队成员并没有以同一种方式回应这次调离。相比之下，萨维奇在圣路易岛租了一间廉价房间，整日奔走于美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名上级之间，试图争取机会解释自己，并重返前线的美国红十字会工作。

萨维奇是通过海勒姆·哈尔西·库珀得知这些会面的对象姓名的；他曾在罗马联系库珀，但对方的回复谨慎含蓄。然而，这些引荐并未让他获得陈述机会——官员们让他从一个人转去见另一个人。在克里雍酒店一间奢华的办公室里，一名官员斥责萨维奇的观点怯懦，并称美国人民决心击败德皇。这番交谈凸显了官员爱国言辞的宏大气势与萨维奇较为具体、务实的请求之间的反差——他希望说明自己做过的工作，并获准继续在美国红十字会服务。

行政结案与军方拒绝

萨维奇继续说明，自己一直在做有用的工作，想随美国红十字会返回前线，也应该得到解释立场的机会。一名上尉却出言斥责他。上尉宣称，总统宣布参战后仍坚持和平主义的人不属于美国远征军，并表示他会确保萨维奇被送回美国，且不得以任何身份重返军队。于是，事情从一项原因不明的命令，以及关于情报部门调查的间接消息，发展成了基于政治立场对萨维奇的明确拒绝。

两名官员的回应方式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罗马的少校称此事已经结案，并让萨维奇转去巴黎；巴黎的上尉则以威胁将他逐出军队并禁止他日后返回，明确说明了后果。两人都没有给予萨维奇所要求的程序——正式为自己的行为和信念辩护的机会。这段经历的意义在于，空间不断收窄——一项细节仍然模糊的指控，变成了机构的裁决，和平主义本身成了取消他资格的理由。现有叙述说明了这项命令、围绕命令的种种传闻，以及萨维奇遭遇的敌意，但没有完整交代最初决定将分队调离意大利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