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修女

偷书贼

玛丽亚修女是教授莉伊塞尔·梅明格所在班级的修女,也是莉伊塞尔·梅明格早期阅读挣扎中最屈辱时刻之一的主持者。她在课堂上的权威严厉而直接——她控制谁可以朗读,打断反抗,下令惩罚,并使学校对莉伊塞尔·梅明格的评判变得切实可感。然而,这一事件也揭示了这种评判的局限,因为莉伊塞尔·梅明格的困难并非缺乏智力或努力,而是一个更缓慢、更痛苦的识字过程。

身份与课堂权威

玛丽亚修女出现在十一月的进度测试期间。那时,每个孩子都必须站在洒满阳光的教室前方,朗读教师提供的一段文字。叙述通过孩子们恐惧的视角将她呈现为“死神修女”,这一形象又受到霜冷的清晨和环绕着她的光环的强化。她的身份将宗教纪律与制度权威结合起来——她点名学生,评估他们的表现,并决定莉伊塞尔·梅明格何时可以朗读。

当名字被叫到“瓦尔登海姆、莱曼、施泰纳”时,莉伊塞尔·梅明格被漏掉了。鲁迪·施泰纳立即抗议说玛丽亚修女忘记了她,但教师对他的打断感到不满。她拒绝让莉伊塞尔·梅明格在全班面前参加测试,说莉伊塞尔·梅明格做不到,之后再读。这一决定并没有被呈现为耐心的照顾,而是一种控制行为——在莉伊塞尔·梅明格甚至尚未获准展示自己所知内容之前,就公开将她标记为无能。

阅读测试与惩罚

莉伊塞尔·梅明格拒绝接受强加给她的延后,坚持说自己现在就能读。她安静的反抗使这场景从普通的课堂练习变成了一场关于谁有权界定她能力的较量。其他孩子默默注视着,有些人窃笑;玛丽亚修女此前已经因鲁迪·施泰纳的干预而恼怒,当莉伊塞尔·梅明格继续坚持时,她失去了耐心。

莉伊塞尔·梅明格开始朗读《掘墓人手册》,内容讲述下雪时正确使用铁铲的方法——朗读者必须挖得深,避免懒惰,不能走捷径。这段文字之所以格外意味深长,是因为这本书正是莉伊塞尔·梅明格在家里与汉斯·胡伯曼一起学习的同一本书。夜里,汉斯和莉伊塞尔·梅明格圈出不熟悉的词,第二天把它们带到地下室,在那里共同攻克这些词语。因此,她在学校的朗读代表着真实的进步,但玛丽亚修女没有让这次尝试变成成功。书从莉伊塞尔·梅明格手中被夺走,她被命令到走廊去。

在走廊里,玛丽亚修女给了莉伊塞尔·梅明格一记轻微的耳光。莉伊塞尔·梅明格听见全班在笑,同时修女的手打在她身上;笑声成为这一场景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暴力——孩子们仿佛组成了一个集体,沐浴在阳光中咧嘴发笑,只有鲁迪·施泰纳没有加入他们。惩罚所做的不只是纠正行为。它把阅读与暴露、羞耻和身体疼痛联系在一起,使教室变成一个通过羞辱而不是通过理解来衡量识字能力的地方。

对莉伊塞尔·梅明格行为的影响

玛丽亚修女的对待所造成的后果超出了那一次测试。休息时,路德维希·施迈克尔假装需要莉伊塞尔·梅明格帮助读一个词,随后却叫她白痴,以此嘲弄她。他的嘲讽以幼稚却在社会上有效的形式重复了学校的裁决。莉伊塞尔·梅明格的失败成了公开的消息,而嘲笑确认了测试已经改变了她在同学中的地位。

后来,莉伊塞尔·梅明格逐渐积累起足够的信心,在上课前捡起一本散落的教科书。她发现自己能够读出每一个词,尽管速度仍远远慢于其他孩子。这一区别很重要——这些证据将能力与速度分开,显示莉伊塞尔·梅明格的能力正在发展,尽管学校早先的判断把她当作完全不会阅读的人。因此,她的进步是私下的、试探性的,既没有得到玛丽亚修女的认可,也没有转化为公开的平反。

玛丽亚修女的惩罚也促成了莉伊塞尔·梅明格的退缩。当莉伊塞尔·梅明格想从教室的书架上偷走一本书时,担心再次受到玛丽亚修女在走廊里的耳光,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阻止。她没有产生拿走学校书籍的欲望,后来甚至拒绝在课堂上说话或朝错误的方向看。她的管教制造了表面上的服从,但也使沉默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学校的书仍然与危险联系在一起,而在家里与汉斯·胡伯曼一起阅读,则提供了课堂无法给予的耐心替代方案。

叙事功能与意义

与其说玛丽亚修女拥有完整展开的个人经历,不如说她是莉伊塞尔·梅明格早期教育困境的制度化面孔。文本赋予她鲜明的身体形象——她的小腹向前挺出,同时拒绝莉伊塞尔·梅明格的挑战——也描写了她对鲁迪·施泰纳的明显恼怒,因为鲁迪·施泰纳无法保持安静,一再考验她的权威。这些细节使她不只是学校这一抽象象征,但场景的重点仍在于她的权威对莉伊塞尔·梅明格造成了什么。

她的角色也因她所相信自己看到的,与读者后来得知的事实之间存在差距而变得复杂。玛丽亚修女把莉伊塞尔·梅明格当作无法完成朗读的人,但莉伊塞尔·梅明格一直在与汉斯·胡伯曼学习《掘墓人手册》,最终也读出了教科书中的每一个词,只是速度很慢。因此,教师的评估只有在她强加的狭窄条件下才准确——速度、公开表现,以及服从她规定的时机。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制度如何将速度上的差异变成表面上的无能。

那幅被记住的“死神修女”形象,将玛丽亚修女的课堂纪律与笼罩知识的更大恐惧模式联系起来。她并没有彻底阻止莉伊塞尔·梅明格学习,却使学习在公开场合变得代价高昂。莉伊塞尔·梅明格后来表现出的安静、谨慎,以及对学校书架的回避,显示出这种代价的持久后果。因此,玛丽亚修女代表了小说中教育的强制性一面——一个能够在成长尚未有时间显现之前就命名失败的体系,而真正的识字工作则在别处、在与汉斯·胡伯曼一起学习的地下室里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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