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嫌疑人身份

恐怖主义嫌疑人身份成为概括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多年遭拘押经历的标签，但附加于这一标签的依据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叙述追溯了从围绕千禧年阴谋的疑问，到与九一一袭击事件有关的指控，再到基于其与基地组织关联的法律主张的转变。叙述还记录了公开指控的确定语气与政府在法庭上提出的、措辞较为审慎的案件主张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从调查到恐怖主义标签

叙述将美国开始审查斯拉希的时间放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前。2000年2月，斯拉希返回毛里塔尼亚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千禧年阴谋问题对他进行了询问。袭击发生几周后，他们再次询问了他。斯拉希后来告诉行政审查委员会，约旦调查人员也在意他涉嫌参与千禧年阴谋一事。这一先后顺序很重要——叙述并未将后来公众眼中“九一一袭击组织者”的形象，说成每一次调查或转送最初依据的理由。

在他对案件的解释中，斯拉希主张，美国将逮捕他并把他送回毛里塔尼亚视为一个机会，以获取有关艾哈迈德·雷萨姆的信息。当时，雷萨姆拒绝与美国当局合作；美国也希望了解斯拉希在加拿大、德国及其他地方的联系人。他还说，调查人员试图获取有关阿富汗、波斯尼亚和车臣的吉哈德活动的信息。他描述自己被贴上“千禧年阴谋主谋”的标签，并表示这一标签助长了国际社会向美国索取有关他的信息。这些是斯拉希对政府意图的叙述，并不意味着这些意图已在法庭上得到证实。

书中还叙述了斯拉希所说的拘押升级经过。2001年9月29日，有人打电话让他自首；他照做了，因为他相信自己会被证明无罪。结果，美国特工在毛里塔尼亚对他进行了询问。斯拉希写道，美国随后与毛里塔尼亚政府达成协议，将他送往约旦；他在那里被拘押和审讯了八个月，之后被转送至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再送往关塔那摩。他的叙述将这些转送置于一项更广泛的美国秘密行动之中；在国会授权对九一一袭击事件责任人或与之有关者使用武力后，这项行动随之展开。叙述将他的案件作为该行动的一个实例，同时坚持认为他并未犯下此类罪行。

标签、排名与指控

随着调查人员追查不同线索，政府对斯拉希的说法也发生了变化。斯拉希说，在约旦，监狱里使用的一张杂货清单将他记作参与恐怖袭击的人。在另一个时候，一名审讯人员给他看了一份列有十五名最严重对象的名单，并把斯拉希排在第一位。审讯人员根据一张检查表将他称作头号恐怖分子；检查表所列的因素包括他是阿拉伯人、年轻、曾前往参加吉哈德、会说外语、旅行广泛以及拥有技术学位。这一事件显示，斯拉希的身份和个人经历如何被视为危险迹象；与此同时，他不断追问自己究竟被指控犯了什么具体罪行。

另一项指控涉及斯拉希的个人主页。他回忆说，有人给他看了一则2002年3月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报道称他通过该网站的留言簿，协助九一一劫机者相互联络，是一名协调者。斯拉希否认自己为基地组织设计网页，并表示他很早以前就做了该网页，且自1997年初以来便没有再查看。他还主张，任何有意协助基地组织的人都不会使用以自己姓名开设的主页。在这段叙述中，该报道被用作解释怀疑的依据；斯拉希则同时质疑网站被指称的用途，以及由此得出的推论。

2002年9月11日，拉姆齐·本·谢赫被捕后，出现了另一条与袭击有关的线索。斯拉希后来回忆说，本·谢赫指认他是自己1999年10月在德国见过的人；斯拉希曾接待本·谢赫住了一晚，并建议他前往阿富汗接受训练。根据斯拉希对审讯报告的叙述，本·谢赫还猜测斯拉希是乌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人员，并称若没有斯拉希，他就不会卷入袭击。叙述将据称发生的会面和建议，与归于本·谢赫名下的更广泛结论区分开来；它并未将每一项指控都视为已证实事实。

关塔那摩与政府案件主张的变化

2002年8月5日，斯拉希与另外三十四名囚犯一起，搭乘美国军方的一架C-17飞机抵达关塔那摩时，现有叙述并未将他描述为特别重要的囚犯。书中引用的同期报道称，营内近六百名被拘押者在基地组织指挥体系中都没有高级职位。营地指挥官和一些穿制服的军官也在质疑，是否应将被拘押者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而不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俘。这一对比意义重大——围绕斯拉希案件的广泛怀疑，是在一个拘押体系中形成的，而该体系的身份分类和情报判断本身也受到质疑。

审讯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记录的一部分。2003年，斯图尔特·库奇受命负责斯拉希的案件；他收到情报报告，军方审讯人员将这些报告称为关塔那摩最成功审讯的成果。他的调查员后来获准查阅审讯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每日备忘录，记载了谈话内容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些档案仍属机密，但其摘要出现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8年的调查和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审查中。相关调查记录了一次根据第二份获批方案进行的特别审讯，并报告称，参议院委员会发现，一封伪造的国务院信件曾以拘押斯拉希的母亲相威胁。另一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了斯拉希报告自己听见声音；一名军方精神科医生将幻觉与感官剥夺联系起来。这些记录本身并不能解决针对斯拉希的每一项争议指控，但确实表明，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成为评估政府主张的关键。

人身保护令审查与公众呈现

2009年，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提交联邦法院审理时，政府并未主张他是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也没有声称他参与过基地组织的计划或袭击。后来对政府立场的叙述转而描述了一项不同的主张——斯拉希曾宣誓效忠、与成员交往、接待领导人，并把有意参加吉哈德的人介绍给一名已知行动人员，因此他曾是基地组织成员。这一区别缩小了争议范围——政府所陈述的依据涉及成员身份和协助行为，而非声称斯拉希曾与美军交战或策划九一一袭击事件。

詹姆斯·罗伯逊法官审议了政府是否证明斯拉希在被拘押时仍是基地组织的活跃成员。斯拉希承认自己于1991年加入该组织并宣誓效忠，但坚持称，他的参与在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倒台后便已结束。政府依据的是他后来与阿布·哈夫斯及其他仍在活动的熟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按照这一叙述，法律问题不只是斯拉希是否曾加入基地组织，而是证据能否将他早年的效忠誓言及后来的交往，与相关时期仍属活跃成员联系起来。

公众评论往往作出更斩钉截铁的指控。2010年3月，《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称斯拉希是九一一袭击事件的头号招募者，并反对罗伯逊法官准许其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命令。两周后公布的该命令解密版本中有一条脚注指出，政府最初曾主张，按照斯拉希协助袭击的理论，他可以被拘押；但政府后来放弃了这一理论，并承认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袭击计划。社论中的指控与法庭记录之间的反差，说明公众标签可能在政府自身的诉讼主张改变后仍然持续，甚至超出这些主张的范围。

证据、删节与怀疑的含义

出版的叙述并未把删节视为重建秘密材料的许可。编辑解释说，注释依据手稿中的上下文、手稿其他部分的信息以及公开来源，包括解密文件和政府调查。当信息有助于读者理解时，注释会针对一些被隐去的段落，提供最可能符合公开记录的解释；但它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还原了原文或披露了机密内容。对于一段以争议指控和未公开证据助长斯拉希嫌疑人身份的叙述而言，这一界限尤为重要。

由此形成的是一份多层次记录——斯拉希本人的回忆、审讯报告、后续调查摘要、法律主张和公众指控，证据分量并不相同。叙述反复将标签的强烈影响与其支撑主张的具体程度相对照——监狱名单上写下的指控、基于个人特征的检查表、关于网站的指控、据称另一名被拘押者所作的陈述，以及人身保护令诉讼中提出的范围较窄的理论。这种区分并未抹去相关指控，也不意味着每个争议细节都已得到解决。它表明，恐怖主义嫌疑人身份如何固化为长期拘押的理由，即使这一身份的依据在调查、公众舆论和法律程序等不同场合中始终存在争议并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