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塔那摩无罪名无限期拘押

关塔那摩无罪名无限期拘押，是指依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的叙述，被拘押者原以为审讯会带来起诉、法庭裁决，进而受到惩罚或获释，却遭到没有明确终点的长期羁押。相反，盘问不断延续，而美利坚合众国始终没有以犯罪为由起诉斯拉希。他的案件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核心矛盾——即使证据和法律程序都没有形成刑事案件，被拘押者仍可能在政府控制下被关押多年。

预期路径及其破灭

斯拉希描述了他所认识的被拘押者共有的一种预期。他们抵达古巴时，以为自己会接受普通审讯，随后遭到起诉，并由法庭裁定是否有罪。他们相信，如果被判无罪，或者政府不提出指控，他们就会被送回家。审讯人员也强化了这种预期，被拘押者因此同意在这一理解下回答问题。但在实际中，预想中的程序并未使他们的案件得到解决。

这种差距在反复盘问中显现出来。斯拉希写道，数周、数月过去，审讯人员对情报的要求却没有减弱。提供情报可能使案件更加复杂，并引发更多问题，而不是让听证会更近一步。斯拉希说，起初自己属于仍在配合的少数人，后来也和其他被拘押者一样，因不间断的审讯而筋疲力尽。他请求对方告知逮捕他的理由，此后他便会回答问题。这段叙述所呈现的并非一次单纯的延误，而是一种持续盘问、却没有通向被拘押者原以为会有的程序终点的过程。

斯拉希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来说明这种落差——审讯人员可能谎称事情将如何发展，以促使被拘押者配合；也可能是政府向审讯人员谎称程序会如何进行，以此获取情报。他没有判断哪种解释才正确。无论哪种情况，被拘押者所经历的都是一种通过承诺可识别的法律程序来寻求配合、却在实际中不提供这一程序的制度。

从怀疑到始终未形成的案件

斯拉希本人的遭遇表明，怀疑如何在未转化为起诉的情况下持续存在。他应美利坚合众国要求遭毛里塔尼亚当局拘押，随后被转送至约旦的一所监狱，再被带往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关塔那摩湾拘押营。其生平记述记载了他在狱中遭受的严重酷刑，并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从未以犯罪为由起诉他。这一系列转送使他跨越不同司法管辖区，最终持续处于美国拘押之下，却没有以审判告终。

起诉工作也未能形成起诉书。斯图尔特·库奇选择退出斯拉希的案件，而不是在军事委员会前继续办理。案件从未起草起诉书，也没有为其指派军事委员会辩护律师。库奇后来强调，斯拉希的情报报告没有表明他曾在针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九一一袭击事件阴谋中实施公开行动。依库奇的评估，斯拉希唯一明显涉及自身的陈述，只是他认识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这一区别很重要——关联和知情可能使怀疑持续，但所引述的记述指出，这些情况并未使斯拉希遭到起诉。

莫里斯·戴维斯回忆说，来自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人员都审查过此案。他将他们的结论描述为烟雾很多，却没有火。戴维斯在另一段叙述中说，检察官费力寻找可以起诉斯拉希的事项。这些事后的判断与拘押持续存在形成对照——难以建立可起诉的案件，并未自行终止羁押。

人身保护令审查与未决结果

2009年，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提交联邦法院审理时，政府没有主张他是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也没有声称他参与过基地组织的计划或袭击。根据上诉审查的概述，政府的立场转而围绕他是否曾是该组织成员——政府援引了他的效忠宣誓、与组织成员的交往、对组织的帮助、接待领导人，以及将有意参与吉哈德者转介给一名行动人员等情况。

地区法院的审查重点是，政府能否证明申请人在被拘押时是基地组织的活跃成员。斯拉希于1991年加入该组织并宣誓效忠，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参与该组织的活动在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倒台后便已结束。政府则依赖他后来与仍然活跃的人员保持联系这一点。叙述中的这场争议，凸显了过去的关联与政府声称目前继续拘押所依据的理由之间存在距离；法院审查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而非在刑事审判中裁定有罪与否。

一名联邦法官于2010年下令立即释放斯拉希，但政府提出了上诉。上诉使释放令仍有争议，他的羁押状况也悬而未决。此后仍无起诉，而书籍开篇指出，斯拉希仍被关在关塔那摩湾拘押营的同一间牢房里，书中许多事件正是在那里发生的。因此，他的处境无法简单等同于“没有指控便意味着自由”——即便叙述中所述的刑事起诉始终没有出现，拘押状态仍在继续。

秘密、证词与公共问责

这一制度的不确定性也源于信息问题。在2004年的一次听证会上，斯拉希拒绝回答一项有关美国当局是否虐待过他的问题。到了2005年行政审查委员会听证会，在获准会见律师并写下个人叙述的一年之后，他更坦然地谈论自己的经历，运用了反讽，也作了详细回忆。他告诉委员会，无论自己是否获释，他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为人理解。然而，这份证词记录恰在他开始描述2003年夏天在关塔那摩发生的事情时中断——录音设备发生故障，文字记录以委员会对缺失部分的回忆取而代之。

手稿本身也留有这段故事传达给读者时所受条件限制的痕迹。2005年夏秋两季，斯拉希在牢房里手写了一份466页的手稿。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加上了两千五百多处黑条删节，斯拉希无法参与或回应政府的编辑，也无法参与或回应编辑后来作出的修改。编辑整合并重新编排了部分内容，将附加的闪回融入叙事，并把一份约十二万二千字的手稿缩减到略少于十万字。删节不仅移除了信息——编辑将其描述为政府控制仍在持续的视觉标记，也是遮蔽人物、妨碍叙事的中断。

编辑还报告说，五角大楼拒绝了与斯拉希进行保密会面的请求；会面原本是为了核实编辑后的手稿是否保留了他的内容和意图。他为公众读者写下的作品多年未能公开。由此，无限期拘押从牢房延伸到对交流的控制——作者仍被关押，而读者可能据以评估这种羁押的叙述本身，也受到拖延和审查。

斯拉希从代价、公众知情以及其他被拘押者的角度阐述其后果。他估计，自己的拘押至少耗费了美国纳税人一百万美元，而且总额每天都在增加；他还说，其他被拘押者的费用大致相同。他回忆自己参与了2002年9月的绝食抗议，并描述后来绝食的被拘押者面临严重且可能持久的伤害。在他看来，关塔那摩的工作人员比远在他处的官僚更了解局势，但要解决问题，政府就必须公开真相并释放人员。因此，他的叙述并未把无罪名拘押描绘成正义到来前的暂时停顿，而是将之呈现为一种持续状态——其中的法律不确定性、人身代价与秘密状态彼此交织、相互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