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A于1994年宣布并于1997年恢复的停火状态

爱尔兰共和军的停火是从武装斗争走向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它既不是双方同意的投降，也没有为冲突提供定论。1994年8月宣布停火时，人们希望秘密接触已为和平开辟了道路；1996年停火中止、1997年恢复，则表明这条道路仍然十分脆弱。此后的政治进程得以持续，但它促成的协议并未解决如何追究过往暴力事件的问题。

宣布与不安的反响

1994年8月，包括多洛丝·普赖斯在内的共和派人士被召集到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三名代表坐在桌子后方，解释停火的决定。停火被描述为积极的一步，却不是胜利或失败。对一些听会者来说，最核心的难题立刻显现出来——爱尔兰共和军放下武器，却没有得到英国方面将撤出爱尔兰岛的承诺。普赖斯询问，这一宣布是否意味着，回头来看，武装斗争本不该发起。这个问题揭示了宣告背后的情感与政治重负——人们可以认为结束暴力是必要的，却仍难以为多年的暴力辩护。

这一难题反映了共和派政治中更深层的矛盾。该运动追求英国撤出的绝对目标，而停火与和平进程则要求谈判、妥协，并重新评估能够实现什么。领导层向现役和前志愿者保证，组织并未放弃武器，停火只是策略性安排，必要时可以撤回。然而，在一些人看来，这与其说是明确的战略，不如说是一套防止重演1969年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分裂的说辞。因此，停火一开始便有两种解读并存——它既是真正开启和平的契机，也仍可以被说成是暂时之举。

中止与恢复

第一次停火于1996年结束，当时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码头区引爆炸弹，造成一百多人受伤。该组织将责任归咎于英国政府拒绝在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之前与新芬党谈判。爆炸案残酷地揭示了1994年开启局面的局限——政治参与与解除武装应按何种次序进行这一分歧，再度使冲突陷入暴力。媒体猜测，杰瑞·亚当斯或许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袭击，原因可能是他对和平进程的投入使他与武装派别渐行渐远。文中将此作为猜测提出，而非已证实的事实。

第二次停火于1997年开始，并且得以维持。1998年4月，谈判代表在希尔斯伯勒城堡用了一周时间，处理有关北爱尔兰新议会、准军事组织解除武装、囚犯身份，以及北爱尔兰、爱尔兰岛与英国之间关系的争议。谈判并非停火的简单结果，但停火得以持续，使长期磋商成为可能。最终达成的《耶稣受难日协议》是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它正是通过围绕停火本身未能解决的问题展开争论而建立起来的。

政治变化及其局限

这次停火属于共和派战略长期转变的一部分——该运动逐渐从怀疑议会政治，转向将选举活动与武装行动的可能性结合起来。鲍比·桑兹在狱中参与的竞选活动，使参加选举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到1983年，普赖斯已为亚当斯助选，开车接送选民前往投票站，并支持他当选，代表西贝尔法斯特进入威斯敏斯特。亚当斯表示，即使当选也会抵制议会，因而在寻求选举授权的同时保留共和派弃绝议会主义的立场。这些早期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何1994年停火并非孤立事件——该运动此前已在摸索政治参与与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

停火谈判中所述的主要让步，是英国更加接受新芬党。由此打开的空间，使该党能够将自身塑造成一支常规政治力量，并有望成为结束冲突的参与者。但停火并未促成关于真相与和解的共同机制。《耶稣受难日协议》着眼于未来，并规定释放准军事组织囚犯；它没有建立全面调查此前数十年历史的程序，也没有设立以提供证词换取法律豁免的机制。

未解决的过往

和平协议达成后，缺乏共同问责框架的问题仍然影响深远。根据协议条款，与北爱尔兰冲突时期有关的未来刑期上限为两年，但协议并未建立普遍适用的以证词换取大赦的程序。1999年的一项立法确实规定了有限的大赦，旨在协助寻回失踪者遗体；自愿向当局提供相关信息的人可适用这项规定。除此狭窄条款外，尚未侦破的谋杀案仍作为未结刑事案件处理，前准军事组织成员或士兵仍可能遭到起诉。

因此，停火遗产的两面分别是政治转型与未解决的法律责任。到2012年，英国首相承认国家勾连的程度令人震惊，但和平协议仍未提供统一的方式来处理历史罪行。调查、死因研讯和专项调查仍逐案进行，同时各方也在争论不同群体是否受到平等对待。停火帮助促成了持久政治解决方案，却没有终结围绕谁有权讲述冲突历史、可以使用哪些证据，以及应如何分担问责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