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监禁经历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本书呈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非抽象的诊断，而是多洛丝·普赖斯后来努力与自己的过去共处并讲述过去的一部分。在她因抑郁和冲突与监禁经历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接受治疗的圣帕特里克医院，她与埃德·莫洛尼长谈自己的经历；在其他场合，她也谈到回望自己曾经毫不迟疑采取的行动有多么困难。她的讲述将这种状况与政治暴力和监禁所留下的后续影响联系起来，同时叙事谨慎地没有将这一诊断归于书中同样记录了其苦难的其他人。

诊断与讲述行为

2010年，多洛丝·普赖斯住在圣帕特里克医院期间，同意与莫洛尼交谈，双方约定由他妥善保管她的讲述，并在她去世后才予以公开。两人的首次谈话在她的病房里持续了数小时；几天后，他们又在一套租来的公寓里见面，一支小型摄制组在那里为她拍摄。叙事称，她在两次会面中都神志清醒、表达连贯。因此，她因抑郁和冲突与监禁经历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接受治疗，是访谈发生时的背景，并非本书用来否定她所言的理由。

访谈也展现了讲述如何能将过往经历带入当下。多洛丝·普赖斯谈到布里迪姨妈在爱尔兰共和军武器库发生事故后受了重伤、家中被迫承受的哀痛，以及这份苦难如何帮助塑造了她投身斗争的决定。她回忆自己在伯恩托利特桥遭到殴打，后来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和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谈及强迫失踪行为时，她说自己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并回忆说，她和其他志愿者曾质疑这样做是否明智，却被告知事情一向就是这么办的。她的回忆在家庭丧亲、政治信念和组织内部实施的行动之间转换；本书将诊断置于这片艰难的记忆领域之中，而没有把它当作对这一切的完整解释。

监禁与身体胁迫

本书对多洛丝·普赖斯遭监禁经历的叙述，为她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身体脆弱性提供了具体背景，但并未声称某个单一事件导致了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在温彻斯特城堡大厅被判有罪后，与姐姐玛丽安·普赖斯一同被关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那是一座人满为患、囚犯绝大多数为男性的监狱，她们是其中仅有的两名女性。她们被分开关在牢房里，外出时也受到严密看管；多洛丝的编号是286185。姐妹俩此前已经开始绝食，只喝水，并要求转押到北爱尔兰服刑，以政治犯身份服刑。

12月3日，绝食持续了两个半星期后，医生和护士把多洛丝固定在一张用螺栓钉在地板上的椅子上，并用管子强行灌食。她因不进食而虚弱，工作人员按住她时，她奋力挣扎；一个木制口器则阻止她咬住软管。由生鸡蛋、橙汁和液态康宝兰营养饮品混合而成的食物让她呕吐。她被送回放风场后，把事情经过告诉玛丽安，并说自己觉得无法再承受一次。玛丽安告诉她，她可以退出绝食。这一事件使本书得以精确记录施加于身体的胁迫，但仅凭此事并不能确立她后来所获诊断的临床病因。

延迟反思与责任

在后来的一次录音谈话中，多洛丝·普赖斯描述了在事件激烈发生时采取行动，与事后审视这些行动之间的落差。她说，作为志愿者，她常常被要求做违背自己天性的事，并服从难以执行的命令。她表示，只有到了后来，她才能提出那些当时未曾提出的复杂问题。她还说，自己花了相当多时间与医生讨论这些事情。叙述将这种事后追问呈现为她试图理解自身行为的一部分，但并未暗示反思能够抹去责任或解决所有疑问。

当多洛丝·普赖斯谈到那些始终萦绕在她心头的人时，这种张力尤为鲜明——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凯文·麦基和琼·麦康维尔。她说，自己偶尔会在半夜为他们祈祷，尽管她并不特别虔诚；她希望他们身处更好的地方。她对这些名字的回忆并非作为症状清单提出，而是展现了过去如何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与悬而未决的死亡重返当下，也展现了她后来的证词如何同时承载记忆与道德上的不安。

写作、反复出现的主题与记录的局限

多洛丝·普赖斯在2006年发表于《毯子》的文章《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中写过这一主题。本书在叙述她晚年经历时再次提及这篇文章，并指出她当时一直饱受困扰；书中还在谈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时引用了对凯莉·图米的访谈。现有证据没有详述该文的完整论点，也没有提供对她症状的临床描述，因此无法据此重建一份包含明确诊断标准或完整治疗史的诊断记录。能够追溯的是，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她的写作、访谈、医疗照护以及对监禁经历的回忆之中。

叙事还将多洛丝·普赖斯的经历与其他形式的制度性伤害并置，但没有把它们视为可以互换的诊断。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们承受了母亲失踪、被迫离家以及在照护机构中受到严苛对待的苦难；迈克尔·麦康维尔后来被送往利斯内文少年拘留机构，那里设有隔离牢房，外围还围着通电的栅栏。包括布伦丹·休斯及其手下在内，朗凯什监狱营地的共和派囚犯在与监狱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承受了毛毯抗议和污秽抗议。这些叙述勾勒出一片更广阔的图景，其中充满丧失、拘禁与身体苦难；但依据这些证据，本书并未认定这些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区分使本文聚焦于主题本身——这里的病症属于有记录可查的多洛丝·普赖斯晚年经历的一部分，而周围的故事则呈现了冲突造成的种种伤害，无法被简化为单一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