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气概与军事身份

“男性气概与军事身份”将军事地位与一种更广泛、也日益不稳定的男子气概衡量标准联系起来。在小说中，服役可以让那些因流亡而沦落到低薪工作、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的男性重获尊严；家庭角色可以赋予人生意义，却也可能成为男性自我谴责的标准。同一种理想既许诺目标，又要求牺牲和暴力；无法践行它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已不再是男人。

流亡与地位丧失

在流亡的南越男性当中，失去军衔并不只是失去工作。担任南越将军副官的无名叙述者认识一些前指挥官，如今他们有的经营比萨饼店，有的做看门人、修理工、快餐厨师或送货员。还有许多人靠救济金生活，或长期就业不足。曾经对士兵行使权力的男人，如今在社会上边缘化；无名叙述者形容，他们的自尊心尚存，昔日权力却所剩无几。

他们家庭生活的变化加深了这种屈辱。男人们怀着怀旧之情，记忆中的妻子依赖男性；而许多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孩子们用一种比父亲学得更快的语言顶嘴。有些男人把这些平常变化视为家庭受到西方污染的证据，将失落的根源转嫁给身边的女人和孩子。肥胖少校抱怨男人如今不再需要养家糊口，这番话映照出他愤恨的地位逆转——在流亡中，女人获得了独立，使她们的丈夫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

无名叙述者怀疑，老兵们对妻子的记忆已被怀旧之情重塑；在越南时，他从未听他们如此深情地谈起婚姻。他建议肥胖少校搬家、重新开始，却得到一个实际的回答——少校留在原处，因为那里有最好的中餐。这番对话为他的怨愤提供了平实的另一面。他失去男子气概的感受对他而言是真切的，但这感受也与种种习惯、喜好和家庭境况并存，而这些因素抵触着他所讲述的那套衰落宏大叙事。

军装与士兵归来

南越将军努力组建一支流亡军队，为这种地位衰微提供了公开的补救办法。一年多来，他通过军官、受信任的士官和士兵，逐步集结一批有经验的志愿者。他计划重建纪律、锻炼他们的体能、磨砺他们的心志，并让他们设想自己未来将成为一支作战部队。组织编制包括司令部和步枪排，纸面上还有一个重武器排，尽管部队眼下还没有重武器。

一次训练集会上，男人们坐在地上，南越将军身穿迷彩服，戴着红色贝雷帽，穿着擦亮的靴子，佩戴徽章，向他们讲话。无名叙述者拍下了这一幕。他注意到，这些男人穿上军装后，与他们穿着便服做餐馆侍者、园丁、渔夫、劳工和看管人员时相比，模样大不相同。野战帽遮住了他们凌乱的头发；他们挺直腰背，迈步行进，而不再拖着脚走。军装并未改变他们流亡的处境，也没有补足军队缺少的武器，却让一种被他们平民生活遮蔽的军事身份重新显现出来。

南越将军称这些男人为领导者，要求他们为人民牺牲，并承诺他们将回去解放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男人们起立欢呼。无名叙述者明白这番呼吁的力量，尽管人民究竟指谁、他们想要什么，仍无答案。因此，这一幕将身份重建与不确定性并置——军装让男人们再次体验到自己是士兵，而人民这一政治抽象则为他们重获的身份赋予目标，但其含义仍悬而未决。

邦的男子气概危机

邦以最切身的方式呈现了这种理想的代价。他把流亡描述成被困在一间公寓里，仿佛置身于没有铁栏的监狱。在他的叙述中，美国人先许诺只要服从就能获得自由，随后又在他们战败后前来营救，却让他们失去了权力和发言权。他的愤怒既指向外界，也转向自身——他责怪流亡者任由自己被压低，并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慰——他们曾经服役当兵，因此就仍然是男人。

在邦看来，男子气概取决于能否保护妻儿、是否愿意为家庭、国家和战友赴死，以及是否不必眼睁睁看着他们先死。他因为自己活了下来，而连队里的男人却已死去或被囚禁，便谴责自己。他还谴责那些对家人叫嚷、有时甚至动手的流亡男性，认为他们是在展示自己已在别处失去的男子气概。在他的叙述中，家暴并非力量的证明，而是对保护责任的一种荒诞替代；邦相信，保护责任才定义了一个男人。

更早以前，邦曾在成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过程中找到另一种目标。他记得自己把婚姻置于复仇之上时，曾觉得辜负了父亲；后来，当他惊喜地在襁褓中的儿子身上认出自己的五官，便找到了人生意义。父亲这一身份使他明白自己属于代际延续的一环，也让他觉得自己终究没有抛弃父亲。后来，失去家庭和从前的生活之后，他认定那些意义已荡然无存。他从爱与创造转向绝望，说明他的危机不只是受挫的军人自尊——曾经支撑他的角色已被夺走，而他认定只有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沦为无足轻重之人。

暴力、性与男子气概的考验

暴力一再成为男性强加或检验男性权威的手段。邦在自己的酒铺里抓到几个偷东西的少年后，拿起棒球棒威胁他们，直到他们交出赃物、乞求原谅。无名叙述者将这种惩罚与家庭和学校中的体罚文化联系起来；在那种文化里，成年人殴打孩子和学生。这样的背景把暴力呈现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教导方式——邦用曾经教会他的那种强力手段教训这些年轻人。

男子气概的理想也影响着邦对杀人的理解。在一家台球厅里，他提出替无名叙述者杀一个人，但叙述者知道自己不能接受。他把杀人视为一道门槛，将杀过人和没杀过人的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一种没有圣礼来承认其分量的仪式。相比之下，邦认为杀人让人得以接触一种知识——人们乐于运用，却不愿谈论。他的提议既是一种战友情谊的表现，也宣称杀人的能力能够赋予人某种来之不易的地位。

克劳德带男人们去妓院时，出现了另一种压力。饱经风霜的上尉和冷漠寡言的中尉走了进去，但邦拒绝前往，说自己要走路离开。克劳德试图劝他进去，把这趟妓院之行说成一个好朋友应该为别人接受的事。无名叙述者则提出陪邦一起走。这段情节将寻求性满足纳入男性行为的社会考验之中；邦的拒绝则揭示，即使有人把这种期待说成战友情谊，也仍可能将其强加于人。

军事身份作为重建与陷阱

小说既不把军事身份视为恢复失去尊严的简单途径，也不把它视为伤害的单一根源。南越将军那支身着军装的部队为流离失所的男人提供了一个可见的集体角色和领导者的语言；而他们的平民生活已使他们看起来像一群没有分别的劳工。然而，重获目标的承诺与牺牲的要求紧密相连，男人们愿意欢呼，并不能解答他们究竟被要求为之牺牲的是什么。

邦最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陷阱。他把保护和牺牲视为衡量男人的标准，却在战争夺走他的家人、战友和社会位置之后，又用这些标准审判自己。他的绝望让曾经赋予他生命意义的同一理想，转而成为攻击自己的武器。小说将邦认定自己已不再是男人，与穿军装的男人们重拾挺拔姿态形成对照，由此呈现军事男性气概既是团结的来源，也是一种脆弱的价值尺度——流亡、丧亲与战败都可能使人无法达到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