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二分

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二分是一种将世界划分为所谓对立文明的方式；在小说中，它既成为一种战争理论，也成为给人分类的工具。理查德·赫德将这种划分说成是解释政治行为与文化性格的依据；南越将军学会了如何利用它在美国人的场合赢得好感；无名叙述者则揭示了它整齐划一的类别如何歪曲那些它声称能够解释的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制造的刻板印象，也在于有些人拥有不平等的权力，能够让这些刻板印象听起来像知识。

赫德对越南人身份的分类

在理查德·赫德的叙述中，越南人首先不是作为个体被认识，而是被归入不同的政治类型。他将普通的越共战士描述为一名被共产主义蒙骗的理想主义青年；如果他明白美国的真正面目，就会把美国视为朋友。无名叙述者意识到，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自己，却又确实通过将他简化为一种类型而描述了他。赫德的概括把政治对手变成了一个其异议可被解释为错误、而非对美国权力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回应的人。

赫德的书中另一段文字提出了不同的分类——熟悉西方思想家、能够追问西方文明所颂扬的权利为何没有给予自己人民的越南激进知识分子。赫德称这种人已无可挽回地投身激进事业。无名叙述者承认这一描述用在自己身上准确无误，但与之相伴的对比同样重要——在别处，赫德指出，崇敬美国、视其为南越自由关键的越南青年，最终或许能够取代受法国训练的将军。这些类别依照人们与美国影响力的关系划分彼此，使政治效忠看起来决定了一个越南人究竟是无可救药，还是仍可加以培养。

无名叙述者将自己想象为由许多页组成，这一意象挑战了赫德分类的轻易与简便。一个人可能同时符合书中不止一种描述，而赫德似乎把无名叙述者看作一张纸，认为他一目了然、尽在掌握。无名叙述者决心证明并非如此，因此阅读本身也成为冲突的一部分——赫德通过阐释越南人宣称自己拥有权威，而无名叙述者研读赫德的措辞，并准备将这份知识反过来用于作者本人。

对战争的文明解释

在南越将军与美国政治及军事人物会面时，这种二分法成为对冷战的明确解释。南越将军告诉理查德·赫德，冲突本质上发生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并重复赫德的说法，称苏联具有亚洲特性，因为它尚未学会西方的行事方式。这种认同并非自发而来——无名叙述者为了准备这场会面，已将赫德的论点概述给南越将军。因此，南越将军表面上的赞同说明，这一框架可以作为政治表演加以运用；一位流亡的南越领袖借此向美国听众呈现自己在文化上与他们相契合。

理查德·赫德对军事失败的解释，将同样的二分法延伸到了战争方式上。他认为，美国将军明白日本战略的价值，却无法或不愿发动一场彻底毁灭性的战争，因此消耗战在东方人看来显得软弱。随后，他声称东方人的生命不值钱，东方哲学不像西方思想那样重视生命。一个辽阔而多样的地区被用来象征对人命的一种单一态度；军事结果则被归因于所谓的文明性格，而非这场冲突具体的历史与政治。

南越将军短暂地提出了相反观点，指出东方取之不尽的资源就是人口。然而，当有人请他评价赫德的论点时，他仍当众表示，真相令人不安。无名叙述者在晚餐间饮酒后提出反驳——他认为东方人珍视生命，但西方人却把生命看得无比珍贵。理查德·赫德赞许地回应，而这场交锋并未瓦解使论点得以成立的分类。无名叙述者的区分揭示了二分法的不对称——西方人被赋予了更高的生命价值，而东方人则被描述成似乎较不重视生命。他的回应将这种等级关系反转过来，但其工整对称也说明，辩论的既定术语多么容易吸纳挑战，却不因此消解这一框架。

西方凝视与回望的目光

无名叙述者对晚餐的叙述，将问题扩展到了赫德的书之外。南越将军与无名叙述者一样，明白有色人种必须耐心对待白人，也必须留意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移民通过日常接触学习美国的语言、幽默、食物、电影、手势与习惯；他们甚至可能避免在白人面前说自己的语言，因为这会让白人感到不自在。无名叙述者将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察称为对美国人的人类学研究，而研究者正是美国人未曾认作观察者的人。他们通过信件和明信片，将报告私下寄给亲人，由此颠倒了西方研究并再现东方的常见格局。

这种颠倒并不意味着无名叙述者拥有完整的知识，也不意味着他能摆脱自己所分析的凝视。他描述了不断自我审视的情形——总在揣测白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也区分了移民已经学会的东西与仍无法接触的事物，例如国会议员主持的聚会这类精英场合的规矩。在晚餐上，南越将军始终谨慎留意周围环境，避免冒犯他人。这一场景表明，知识受到亲疏关系不平等的影响——越南流亡者仔细研究了白人美国人的生活，而他们自己的历史仍由美国人加以诠释。

流亡、男性气概与二分法的局限

这种二分法的影响并不止于书籍和正式的政治论辩。在流亡士兵当中，经济上的失位与文化变迁通过家庭角色体现出来——过去只存在于丈夫理想化记忆中的妻子如今外出工作，孩子掌握英语的速度超过父亲，还用外语顶嘴。男人们可能将这些变化解读为西方污染。无名叙述者怀疑他们的怀旧已改写了记忆，因为他们在越南时并没有如此深情地谈论妻子。这种对照显示，文化差异的话语如何把流亡中的日常压力变成文明受到威胁的证据。

在另一场谈话中，邦将美国的干预与营救描述为同一伤害的两个阶段。他说，美国人答应给予自由，条件是他们按美国人的方式打仗、拿走他们的钱财并夺走他们的女人；战败后，美国人又营救难民，却让他们失去权力与发言权。他的叙述将军事使命的丧失与家庭及国家角色的丧失联系起来；这并非只是在谈东方或西方的性格。南越将军的部下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样貌——做平民工作时，他们分散在餐馆侍者、园丁、看守和失业者之中；穿上军用品店买来的制服后，他们挺直身躯、列队行进，又重新成为一支可见的军队。这种变化表明，身份是在具体处境中形成的，而非由某种文明本质固定不变。

因此，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二分同时充当解释、刻板印象和政治工具。理查德·赫德用它来解读越南人的抵抗与军事失败；南越将军调整它，以迎合美国听众；无名叙述者则揭示其自信划分背后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明白自己无法简单地置身其外。小说通过晚餐、流亡者对美国白人生活的私下观察，以及他们争取恢复社会与军事地位的努力，将抽象的文明类型与那些忠诚、历史和失落远远超出强加给他们的类别的人们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