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克莱曼

约翰内斯·克莱曼是一名办公室职员，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帮助者；他的谨慎、勇气和脆弱的健康状况，影响着弗兰克一家藏匿期间的生活。他在藏有秘密附楼的楼里工作，帮助保护居民不被发现；危险逼近时，他那些平凡的关怀之举成为这个家庭岌岌可危的防护的一部分。1944年8月4日，他与维克托·库格勒一同被捕，这清楚表明，藏身处的风险并不只落在里面藏匿的人身上。

身份与办公室中的位置

克莱曼属于少数事先获知弗兰克一家将来到这栋楼里藏身的办公室职员。这个小圈子还包括维克托·库格勒、米普·吉斯和年轻的打字员贝普·福斯奎尔。仓库工人，包括贝普的父亲，都没有被告知。这种知情范围的划分对隐匿至关重要——秘密附楼依靠的不是庞大组织，而是少数能够守住秘密、同时继续在周围照常工作的人。

这栋办公楼既是工作场所，也是庇护藏匿居民的建筑。克莱曼与米普和贝普在前面的办公室工作；往里走，经过保险柜、衣柜和储物柜后，便来到一间狭小昏暗的后办公室。秘密附楼位于办公室楼层之外，藏在三楼一扇朴素的灰色门后。因此，克莱曼的工作使他接近这个隐匿的家庭，却没有让他成为其中的居民——他属于办公室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负责保护藏在其后的另一种生活。

随着藏匿计划临近，办公室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奥托·弗兰克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不多，克莱曼接管了藏身处办公楼的藏身处办公楼的藏身处办公楼的Opekta公司公司公司，而库格勒接管了Gies & Co.香料公司——这家经营香料及香料代用品的企业创立于1941年。这些职责调整使帮助者的业务工作成为实施藏身计划的实际环境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围绕着秘密附楼，也帮助维持了掩护它的寻常表象。

谨慎与保护

一位新业主带着建筑师来检查大楼时，克莱曼带他们看遍了所有地方，唯独没有带他们去秘密附楼。他说自己把钥匙落在家里了，来访者也没有追问。这件事展现了他如何用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解释化解直接威胁，而不与对方正面冲突。危险并未就此彻底解除——居民们担心业主可能会回来，坚持查看隐蔽房间——但眼下克莱曼的回答保住了秘密。

在一起令人恐惧的暗门书柜事件中，他的介入更加直接。一名正在检修大楼灭火器的木匠敲打并拉扯书柜，居民们担心他已经发现了入口。克莱曼的声音让里面的人认出他，于是他们打开了门。固定书柜的挂钩卡住了，办公室职员无法及时提醒秘密附楼的居民木匠来了；因此，这场险情既缘于一个小小的机械故障，也取决于克莱曼及时赶到。对藏匿者而言，例行打扰与暴露之间的差别，就落在一个卡住的挂钩、一阵陌生的敲门声，以及一位可信赖的帮助者的声音上。

当秘密附楼面临疾病以及帮助者可能缺席的情况时，克莱曼在支援网络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有一次，他病得很重，贝普重感冒，米普正在流感后恢复，而库格勒则被叫去参加为期六天的劳役。安妮的记述将这些同时发生的困难描写为威胁，甚至使居民们难以安排好第二天的生活——如果办公室里没有平日里那些人，秘密附楼就必须保持安静，不露痕迹。藏身处有赖于帮助者持续在场，但他们提供帮助的能力可能受到疾病、工作要求和偶然情况的影响。

疾病、性格与归来

安妮形容克莱曼总是乐观开朗，而且勇敢非凡，尽管他经常生病、疼痛，吃不了多少东西，走路也很困难。伊迪丝·弗兰克说，只要克莱曼走进房间，阳光仿佛就照了进来；安妮也赞同她的说法。这一意象体现了他给居民们带来的温暖情感，却也与他身体受限的具体状况并置。他的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受疾病影响——而是指他在承受病痛的同时仍继续提供帮助。

1943年9月，克莱曼告诉居民们，他必须住院接受一场复杂的胃部手术，预计至少要住四周。安妮注意到，他道别时表现得仿佛只是要出门办件事。这种镇定的态度让告别更令人动容——他的病情严重，却没有在那些已经被自身恐惧压得喘不过气的居民面前渲染病情。他的缺席也意味着，在每一位帮助者都至关重要的时候，这个家庭失去了一位熟悉而可靠的成员。

到了十月，克莱曼回来了。他面色苍白，却兴致勃勃地出门替赫尔曼·范佩尔斯卖衣服；后者的经济困难已十分严重。他的归来并未让日常生活恢复平静——秘密附楼的家庭还在为少了一百荷兰盾而烦恼，也怀疑有人拿了这笔钱。尽管如此，克莱曼仍在明显康复之中时重新开始提供实际帮助，体现了故事中的关怀是由一些不起眼的事情构成的——带访客四处查看、卖出一件东西，以及再次出现。

藏匿家庭对帮助者的依赖

克莱曼的工作属于更广泛的支援网络的一部分；米普·吉斯和库格勒承担着尤其沉重的责任，克莱曼和贝普也照料着居民们。安妮将帮助者的生活与八名藏匿者的生活区别开来——克莱曼和贝普有时能把秘密附楼的事暂时抛在脑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日常外出。这种对比并未削弱他们的付出，反而说明，藏匿者始终被困在室内的生活，依赖于那些必须一再往返于秘密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人。

这种隔离使帮助者既不可或缺，也暴露于危险之中。大楼再次遭窃后，扬·吉斯把门被损坏的情况告诉了送土豆的供应商范·胡芬先生。范·胡芬解释说，他和妻子当时看到了门上的破口，他也曾拿手电筒往里面照，但因为怀疑居民们可能藏在那里，便决定不报警。危险发生后，克莱曼责备居民们不够谨慎，扬则警告他们不要下楼。这件事凸显出，安全并非只靠那扇隐蔽的门就能保障——它取决于外面的人如何判断，也取决于居民们是否愿意遵守旨在保护所有相关人员的规矩。

被捕及后续

1944年8月4日，德国和荷兰安全警察逮捕了藏在秘密附楼里的八个人，以及两名帮助者克莱曼和库格勒。米普·吉斯和贝普·福斯奎尔没有被捕。帮助者遭到逮捕，证实秘密附楼周围的危险也蔓延到了办公室和支援网络；即使留在隐蔽房间之外，那些让藏匿成为可能的人也无法免遭危险。

被捕后，克莱曼和库格勒被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随后于9月11日未经审判便被转送到阿默斯福特的一座营地。克莱曼因健康状况不佳，于9月18日获释。他一直留在阿姆斯特丹，直到1959年去世。他获释并未消除危险，也未抹去数月的监禁，但他的命运与库格勒后来逃脱并移居国外有所不同。在日记更广阔的记述中，克莱曼的重要性不在于某一次英雄壮举，而在于他持续冒险付出劳动，帮助藏匿家庭存活下来；而且，即使居民们已经遭到发现，这份劳动所带来的风险依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