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弗兰克

奥托·弗兰克是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安妮亲昵地称他为皮姆；在逃离、隐匿以及秘密附楼紧张的日常生活中，他是家人主要的稳定力量。他曾是商人，负责安排家人逃避纳粹迫害；在安妮的日记中，他是一位体贴的父亲和伙伴。战后，他成为安妮手稿的保管者和首位编辑，帮助将一份私人记录变成一部在世界各地广为阅读的作品。

身份与背景

奥托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富裕家庭，在聚会、舞会、宴席和人口众多的家中长大。他的父亲迈克尔·弗兰克靠银行业积累了财富，但在他去世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期间，家中大部分财富都已散失。安妮回忆，奥托曾笑说，自己五十五岁时才第一次在餐桌旁刮净煎锅。优渥的成长环境与藏身生活中物质受限的处境形成对照，也让安妮家族史中的生活变化显得格外具体——变化不仅体现在金钱损失上，也体现在吃饭时最细微的习惯上。

奥托三十六岁时结婚，妻子伊迪丝当时二十五岁。他们的大女儿玛戈特于1926年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安妮则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那里。由于全家都是犹太人，奥托于1933年移居荷兰，成为荷兰藏身处办公楼的藏身处办公楼的Opekta公司公司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生产用于制作果酱的产品。伊迪丝于九月随后前往荷兰；两个女孩则先留在亚琛的祖母身边，之后才与父母在荷兰团聚。随着德国的反犹法律与迫害日益加剧，全家迁居荷兰成为避难之所，但后来这个地方本身也受到占领的威胁。

德国占领荷兰后，各种限制逐步压缩犹太人的生活空间——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章、交出自行车、遵守购物和出行限制，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娱乐活动、使用体育设施，也不得拜访基督徒家庭。安妮的叙述将这些措施展现为对日常生活不断累积的侵扰。奥托采取的实际应对方式，是根据这些措施带来的危险作出的——他没有等待家人遭到抓捕，而是开始安排藏身之处。

为躲藏做准备

全家躲藏之前，奥托和其他人已经花了几个月，将衣物、食物和家具搬出公寓。家人原本打算于7月16日开始躲藏，但玛戈特收到征召通知，迫使他们提前十天离开。出发当天早晨，奥托和伊迪丝冒着倾盆大雨，与安妮一同出门，带着装满家人物品的书包和购物袋。他们衣服上的黄色犹太星章让路人一眼便能看出他们的处境，而临时提前行动也使目的地的房间不如计划中那样井然有序。

奥托的办公楼成了藏身之处。楼内工作区域包括仓库、办公室、厨房和顶层储物空间；后方一扇普通灰门之后，是与楼内日常活动隔绝的几间房，即秘密附楼。可信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知道这家人的存在，仓库员工则未获告知。藏匿安排依赖于建筑物的布局，也依赖于谨慎区分知情者与不知情者。

躲藏并非仓促的临时决定。奥托此前已向安妮解释，他们不愿财物被没收或落入德国人手中；与其坐等被驱逐，不如按自己的方式离开。他也承认，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会很艰难。他安慰安妮说，大人们会安排好一切，这让她在全家进入隐匿生活之前，还能再做一段时间的孩子。

秘密附楼的生活

在秘密附楼里，奥托的性格最常通过体贴的小举动表现出来。安妮描述用餐时的奥托是桌上最谦让的人——他留意其他人是否都已分到食物，自己很少索取，并希望把最好的部分留给孩子们。她称他为善良的化身；他的善意因此成为反复出现的家庭日常事实，而非脱离共同生活中的短缺与烦恼的抽象美德。

他也与女儿一起工作和学习。奥托和安妮共同绘制家谱，奥托一边介绍家谱上的每个人。安妮正在学法语并设法补上学校功课，奥托则希望她帮助自己学习荷兰语。她答应辅导他，作为交换，奥托会帮她学习法语和其他科目；她还打趣地指出他的错误。这种安排让两人形成了相互帮助的日常——父亲不只是保护者，也是学习者，而安妮也能反过来帮助他。

日记也将奥托置于秘密附楼拥挤而寻常的生活节奏中。有一次，玛戈特读完后合上书，伊迪丝开始和玛戈特交谈，奥托也加入了谈话；到了九点，便是早餐时间。这些场景平淡无奇，却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在禁闭中通过阅读、交谈、工作和用餐度过一天。与外界的威胁相对，这些反复共享的习惯也构成了一种亲近感。

搬入藏身处之前，奥托的工作生活已经受到干扰——安妮提到，他常常待在家里，因为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可做。克莱曼先生接管了藏身处办公楼的藏身处办公楼的Opekta公司公司公司，库格勒先生则管理Gies & Co.香料公司公司，这家香料企业创立于1941年。躲藏期间，办公室熟悉的房间与商业用途成了家人的保护屏障，尽管成年人的原有工作生活已经缩减或改由他人接手。

这种保护始终岌岌可危。窃贼撬开仓库和临街入口的门后，奥托和彼得前往私人办公室，把收音机调到德国电台的频率，然后锁上门。住户遵照安全指示行事——不洗东西、不用水、保持安静、八点前穿好衣服，也不使用厕所。这次盗窃使他们损失了钱箱、空白支票簿以及330磅糖的配给券——那是他们的全部配额。这件事表明，商业楼内一旦发生骚乱，楼上藏身者立刻就会陷入危险。

又一次安全警报之后，住户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实际上的变动。彼得被安排巡查房屋；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名木匠预计会用白色法兰克福床架搭建一道屏障；住户还讨论夜班看守是否可信，以及门外有人时狗是否会吠叫。库格勒先生责备住户粗心，扬也警告他们不要下楼。由此可见，秘密附楼表面上的家庭日常始终取决于保持警惕、严守隐蔽，以及家人以外的人所作的决定。

父女关系

安妮与奥托的关系充满亲情，但日记没有把这种关系描写成毫无紧张或误解。她称奥托为自己见过的最可爱的父亲，也用昵称皮姆称呼他；同时，她也表明奥托是她极为看重其信任与支持的父亲。1944年5月，安妮写下一封令人痛苦的信后，两人长谈了一次，都哭了。奥托告诉她，她的话伤了他的心，因为他相信父母一直爱她、帮助她并保护她；而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无人照料，这样的描述对父母并不公道。

这番交流显露的是意图与感受之间的落差，而非简单的决裂。奥托以他所认为的家人关爱来回应安妮的委屈；安妮则在日记中同时写下父亲受到的伤害和自己渴望被理解的挣扎。他们的亲情足以让彼此坦率相待，但青春期和禁闭生活的压力，使父母的关爱即使出于善意，也难以在双方心中得到相同的理解。

安妮对父母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奥托在家中的位置。她觉得伊迪丝无法提供自己希望从母亲身上看到的体贴与尊重，也说奥托会避开关于伊迪丝的谈话。在其他地方，安妮和玛戈特觉得，尽管她们的内心已经比同龄女孩成熟许多，家人在对外事务上仍把她们当孩子看待。安妮宣称自己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相信自身能力；然而，她在日记中持续关注奥托、他们的学习时间以及那次令人痛苦的谈话，显示独立并未消除她对父亲认可的需要。

家族的过往也通过奥托讲述的故事浮现出来。安妮询问家族背景时，记述了奥托在法兰克福的童年、父母的财富、家族的损失，以及战前的社交生活。这些回忆将家人如今的匮乏与早年安稳的生活相对照，却没有把奥托缩减为一个失去的身份。他愿意分享这些往事，使他成为连接安妮私人青春岁月与更广阔家族历史的人。

被捕、幸存与日记的后世流传

日记于1944年8月1日结束。三天后的8月4日，奥托和其他躲藏在秘密附楼的人被捕。他们被捕后，米普·吉斯和贝普·福斯奎尔发现安妮的文稿散落在地板上；米普将文稿收起，未读便放进书桌抽屉。战后，在确认安妮已经去世后，她将文稿交给奥托。奥托是直系亲属中唯一一位在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驱逐与种族灭绝中幸存的人，也是八名秘密附楼住户中唯一一位从集中营幸存的人。

奥托幸存后回到了荷兰。奥斯维辛被苏联军队解放后，他经敖德萨和马赛遣返，于1945年6月3日抵达阿姆斯特丹。他在那里住到1953年，随后迁居巴塞尔，与住在那里的一些家人团聚。他与埃尔弗里德·马尔科维茨·盖灵格结婚；她出生于维也纳，是奥斯维辛幸存者，丈夫和儿子都死于毛特豪森。奥托一直住在巴塞尔郊外的比尔斯费尔登，直到1980年8月19日去世，并致力于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分享安妮的日记及其传达的信息。

这项工作始于一次编辑决定。安妮起初只为自己写日记；1944年，她听到流亡荷兰政府的格里特·博尔克斯坦发表广播讲话，希望收集战时目击者记录并将其出版，之后便开始将日记改写成一本书，同时继续写原来的日记。奥托后来从安妮的原稿和改写稿中选取内容，编成较短的出版文本。他必须符合出版商丛书的篇幅要求；在1947年版中，他删去了关于性的段落，以及他认为对伊迪丝和其他秘密附楼住户不够体面的内容。因此，出版日记既是保存，也是取舍——奥托实现了安妮出版日记的愿望，同时塑造了读者最初接触到的版本。

奥托去世后，他在遗嘱中将安妮的手稿交给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由于有人质疑日记的真实性，该研究所下令开展彻底调查。真实性得到证实后，全部材料连同研究结果一并出版。该研究考察了弗兰克一家的背景、被捕和驱逐的经过、安妮的笔迹，以及文献和材料本身。《校勘版》收录了安妮的原始日记、她的改写版本，以及奥托编选出版的版本，使读者可以比较它们不同的形成阶段。

安妮的唯一继承人、持有安妮版权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后来委托出版了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扩充版。米丽娅姆·普雷斯勒在奥托最初的选本中补入了安妮早期版本的内容；经核准的版本比原版多出约30%的材料。奥托还选择使用家人的真实姓名，同时沿用安妮为其他人采用的化名；扩充版则用真实姓名称呼帮助者。这些编辑历程并未削弱奥托的作用——它们展现了他的首次决定如何使安妮的文字公之于众，也展现了后来的版本如何让读者看到更多安妮自己的改写和选择。他的持久意义既在于他是安妮记忆中的父亲，也在于他作为幸存者保护、编辑并分享了她留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