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惨世界》中，法国不只是背景——故事的情节穿越这个国家，国家由接连更迭的政治秩序统治，而人们也通过标记穷人与前苦役犯的制度来体验这个国家。小说将个人的挣扎置于经过细致考证的国家历史之中，使道路、城镇、巴黎以及国家机器都成为描写社会苦难的一部分。

历史与叙事背景

故事涵盖1815年至1832年，这是君主制复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与路易-菲利普相继统治的时期。因此，故事发生的年代并非小说创作时的当代。法国的过往也延伸至这一年代脉络之中——叙事提及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对吉诺曼外祖父的影响、帝国时期以及拿破仑一世。这些提及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变迁联系起来，却没有使小说沦为单纯的历史编年。小说对历史的精确描绘与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并存，既支撑了立足社会现实的叙事，也赋予作品道德与哲学的广阔视野。

小说开篇于1815年10月初，冉阿让徒步抵达法国一座小城。他的模样——破旧的衣服、军用背囊、穿着铁掌鞋的赤脚，以及打着结的手杖——使法国的道路立刻成为艰辛与猜疑之地。由此，小说并非通过概述法国来引出国家背景，而是通过人们如何接待一名孤独的旅人来呈现它——众人尚不知他的经历，他寒酸的外表已使他显得格格不入。

道路、城市与追捕

法国也为小说中不断变化的悬念提供了地理空间。沙威警探对冉阿让的追捕横跨全国，经过巴黎的不同街区，甚至延伸至巴黎下水道。道路、城市街区与地下通道之间的移动，使追捕不只是一连串遭遇——同一个国家既提供逃跑和藏身之处，也提供被发现的地点。身份的变换与种种惊险脱身让追捕持续推进，而各不相同的场景则赋予情节广阔的范围。

巴黎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世界。小说参考了有关城市地下世界及其妓女的文献，也借鉴了对苦役犯的研究。因此，巴黎的地理空间能够将通常被排斥在边缘的人物与处境带到故事中心。所选版本的编者删减了历史与叙事性的插叙，包括对1832年那些日子与街垒的描写，以便将焦点放在冉阿让以及小珂赛特与马吕斯之间的关系上。即使经过删节，城市仍与小说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描绘密不可分。

国家与前苦役犯

法国的法律与行政惯例，使这个国家在冉阿让的经历中扮演了尤为具体的角色。维克多·雨果研究了苦役犯、妓女与巴黎地下世界；前苦役犯兼警察维多克的回忆录出版后，也影响了雨果对获释囚犯处境的关注。雨果对土伦苦役场的探访令他深受触动；他将那里设定为冉阿让离开后重返世间的地方。小说关注的不仅是监狱内的生活，也延伸至获释后持续遭受的排斥。

自1810年起，前苦役犯已不再被烙上烙印，但获释囚犯的护照上仍标有字母“F”，并会被指定居住地点。旅行还受到进一步管制——前苦役犯必须在沿途每个村庄向法国宪兵队报到，否则就可能被视为违反禁令。这些规定使得人们在法国境内的行动并不平等。对普通旅人而言，道路可以连接不同地点；对前苦役犯而言，道路也意味着反复受到审查，并面临再次受罚的危险。因此，冉阿让的逃亡发生在一个行政管辖力量越过监狱高墙、始终追随他的国家之中。

政治冲突与公众反响

法国也构成雨果本人决裂于政权的背景。青年时期的雨果支持保王主义，后来又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起初将后者视为拿破仑伟业的延续。随着总统日益限制公民自由与个人自由，并越来越采取个人独断的统治方式，雨果转而反对他。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终结了共和国，也使双方的决裂成为定局。雨果发表强硬演说反对总统后，流亡布鲁塞尔；随后，一项将他驱逐出法国领土的法令颁布。为小说提供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国家，也成为作者进行政治反抗的舞台。

小说在法国的反响表明，它对穷人与受排斥者的描写本身就颇具争议。《悲惨世界》出版后大获成功，尤其受到工人阶级读者欢迎。前两卷于四月出版，其余各卷则陆续在六月问世；出版间隔使读者不得不等待续篇，也加深了他们对故事发展的好奇。评论界意见分歧。许多人视这部作品为重要的文学成就；另一些人则担心，作品传达的教训会唤起工人虚妄的希望与反叛梦想，并谴责它对贫困和地下世界的描写令人厌恶、有伤风化。此书后来获得的地位以及大量改编电影，证明早期支持者的判断不无道理。因此，法国不仅出现在小说情节之中，也呈现在一场争论里——将法国的苦难揭示出来，究竟能否成为文学创作，抑或是一种政治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