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雷广场
悲惨世界沙特雷广场将警务运作与河岸边无遮无蔽的地点联系起来,沙威警探在此面临一个决定性的抉择。午夜过后,黑暗中的广场为他提供了一条从河边栏杆通往警察岗亭、再返回原处的路线。他在此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这种对比——在岗亭里,他以井然有序的行政语言写下文字;走到外面,他又独自站回塞纳河湍急水流上方的原处。
地点与位置
场景将警察岗亭设在沙特雷广场的一个角落,并以一盏灯笼作为标志。沙威警探离开河边栏杆,坚定地朝岗亭走去,接着透过窗户看见一名城市警佐,便走了进去。因此,这里并非只是一处露天广场——它还包括一个正式的出入口,沙威警探可以在那里向另一名警官表明身份,并开始熟悉的警务程序。
周围的城市被描绘成几乎看不到生命迹象。云层遮住星星,西岱岛上的房屋没有灯光,街道和码头上也无人经过。巴黎圣母院与司法宫的塔楼在黑暗中只剩轮廓;一盏街灯将码头边缘映得发红,而桥梁则在雾中化作扭曲的剪影,渐渐隐去。这些细节通过可见之物与缺失之物,勾勒出广场及邻近河岸——地标依然存在,但使它们清晰可辨的日常生活已经消失。
警察岗亭与文书
在岗亭里,沙威警探报上姓名,出示证件,坐到一张由蜡烛照亮的桌子旁。桌上的物品都是普通的行政工具——一支笔、一个铅制墨水瓶,以及留作可能的报告和夜间巡逻记录之用的纸张。这间屋子让他得以把观察所得转化为文字。他拿起一张纸,开始撰写一份呈报警务部门的备忘录。
叙述者花笔墨描写这张桌子,将它视为警察岗亭的常见配置。草编椅子、装满锯末的木碟,以及装着红色封蜡片的纸板盒,都属于反复出现的机构布置,并非某间特别装饰过的房间所独有。叙述者把这些家具呈现为官方风格的基本形态,也是国家书面语言由此开始的地方。因此,在广场上,警察的存在并非通过逮捕或追捕来具体呈现,而是通过一张书桌、办公用品,以及警官用来向上级呈报情况的文书格式显现出来。
沙威警探落笔沉稳,字迹端正,仔细斟酌标点,并用力书写,直到笔尖使纸张发出吱响。备忘录留下的细节展现了它涉及的行政事项——第一项开始记录呈报警务部门的一系列观察,第十项则谈到亨利夫人,称她的食堂很干净,并反对由一名女子看守秘密拘留所的入口。沙威警探署名为沙特雷广场岗亭的一级督察,并将文件日期记为1832年6月7日凌晨一点左右。他晾干墨迹,将纸张折起并封好,标明呈交行政部门,留在桌上,然后走了出去。
从广场返回塞纳河边
离开岗亭后,沙威警探斜穿沙特雷广场,回到码头,抵达约一刻钟前离开的确切地点。他以相同的姿势倚靠着河边栏杆,站在同一块石板上,因此从外面看,他仿佛几乎没有移动过。他经过警察岗亭及其公务程序,却又回到了边缘,而不是从那里离开。
河边栏杆正位于塞纳河一段湍急河道的上方,下方有一个不断盘旋又散开的漩涡。雨水使河流涨起,黑暗遮蔽了周围的城市,却未能掩去沙威警探脚下危险的急流。因此,沙特雷广场标示出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实际关联——一边是警察岗亭里精心整理的文件,另一边则是无法靠文书管理的河流力量。横穿广场又返回河边栏杆的路线,使这个地点成为沙威警探从公共职责走向孤独危机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