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
教授与疯子牛津被描绘为詹姆斯·默里编纂词典事业的工作中心,也是他与威廉·切斯特·迈纳长期交往向外延展的起点。这座城市容纳了促成词典问世的谈判与编纂工作,而默里在牛津的抄写室则将大量志愿者提供的引文汇集整理,编成一部经过编辑的词典。然而,默里与迈纳并非在牛津初次相遇——那次相遇的故事属于克劳索恩和布罗德莫尔,而非这座组织起两人学术合作的城市。
词典背后的城市
1878年4月26日,默里前往牛津,首次与牛津大学代表会面。他原以为会受到令人畏惧的接待,而代表们也以为不会对他留下好印象;然而,双方都发现这次会面出乎意料地融洽。代表们决定推进这个项目。经过又一年的合同磋商,双方于1879年3月1日签订协议,任命默里代表语文学会编纂《新英语词典——历史原则》。词典原定规模约为四卷、七千开本页,并计划十年内完成;事实证明,这一估计严重偏低,但这项工作终于有了正式的机构归属和确定的主编。
默里与牛津的联系既有实际层面,也有行政层面。1884年,他和团队从米尔希尔搬到牛津;他辞去安稳的教职,全职投入词典编纂。搬迁之际,工作条件颇为艰难——进度缓慢,工时繁重,而默里常因出版方在他看来干预过多、吝于投入而感到沮丧。词典首分册于1884年1月29日出版,在编纂工作进入牛津阶段之际带来了一些鼓舞。
家庭生活与牛津抄写室
默里一家定居在桑尼赛德,即班伯里路78号;这是一栋大房子,当时位于牛津北郊。一家人当时共有九个孩子。屋外的红色邮筒收纳了数量惊人的寄出信件;这个细节虽小,却鲜明地体现出该项目的进展不仅依赖学术研究,也依赖通信往来。牛津对默里而言不只是一个地址——他的家庭生活环境与词典的日常管理紧密相连。
牛津大学出版社抄写室坐落在后花园里。它是一座波纹铁皮建筑,宽十五英尺、长五十英尺,比先前设于米尔希尔的抄写室长二十英尺。为了减少建筑对邻居视野的遮挡,默里让人将它建在一条三英尺深的壕沟里;这一改动使建筑变得潮湿阴冷,挖出的泥土又进一步引起邻里不满。它不舒适的建造方式,与其中井然有序的知识工作体系形成鲜明对照。
这套体系每天要处理一千多张送来的引文卡片。房间起初设有一千零二十九个分类小格,远多于赫伯特·柯勒律治使用的五十四个;后来,随着积存的纸张多到难以管理,又增添了架子。长条红木桌上放着待审阅的引文;默里和助手们查阅的词典及参考书则放在讲台上。默里坐在一张略高的凳子上,在平地上工作并监督流程,不再像在米尔希尔时那样使用架高的平台。
这项工作经过多道工序。收到的包裹先要核对是否齐全、拼写是否正确,然后按字母顺序分类,再按词类分开,并依年代排列。接着,助手们辨析词语的不同含义并起草释义。默里审阅并细分整理后的材料,补上发音和词源,并挑选有代表性的引文,理想情况下,每个该词曾经使用过的世纪都应有例证。随后,他撰写最终释义,把完成的版面栏送交出版社;校样返回抄写室后,页面才送往沃尔顿街的印刷厂。因此,牛津连接起词典编纂的各个阶段,从收到纸张到排印完成。
迈纳的工作送达牛津
词典工作开始后不久,默里便首次与迈纳有了联系,时间大概是1880年或1881年。起初,默里只把他当作一位能干的读者,认为他可能是一名有空闲时间的退休医生。两人的通信涉及词典及其资料;默里感谢迈纳的帮助,也对他能够接触到的珍稀书籍印象深刻。1885年,迈纳开始从布罗德莫尔寄送引文卡片时,牛津团队已在那里安顿下来——这些包裹寄往的不是米尔希尔,而是默里新的工作中心。
迈纳的贡献逐渐成为牛津编辑日常工作中持续的一部分。1885年春,他那工整笔迹写成的卡片开始从布罗德莫尔收发室寄出;到夏末,寄来的包裹越来越频繁,后来每周都有。布罗德莫尔与牛津之间的距离,由邮政服务和双方对词语的共同关注跨越。由此可见,牛津在这段关系中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见证关系的开端,不如说在于提供了一个处理迈纳所搜集的材料并将其编入词典的场所。
牛津与初次会面的传说
关于默里首次探访迈纳的流行叙述,将这次探访安排在1896年,并以牛津为起点,讲述他在布罗德莫尔揭开戏剧性真相的故事。在这一版本中,默里从牛津出发,前去会见一位神秘的撰稿人,结果发现迈纳是精神病院的收治者。书中指出,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则浪漫化的虚构叙事,最早由海登·丘奇于1915年发表;亨利·布拉德利后来公开反对其中的浪漫化成分和事实错误。
默里写给弗朗西斯·布朗的信提供了不同的时间线。信中说,他偶然得知迈纳的地址“布罗德莫尔,克劳索恩”属于一所大型精神病院,并且曾以为迈纳可能是那里的主治医生。默里与迈纳首次亲自会面是在1891年1月,比传说所偏好的日期早了六年。他曾向尼科尔森医生请求准许;这次相遇开启了一段持续近二十年的友谊。牛津在这段叙述中仍居于核心位置,但它是默里编辑工作的所在地,也是迈纳的贡献送达之处,而不是两人初次相遇的地点。这一修正将注意力从一次耸动的旅程,转向更持久的联系——这份联系在多年通信、探访以及共同编纂词典的工作中逐渐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