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石者
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接石者”是布莱恩·史蒂文森用来描绘这样一类人的意象——他们试图以关怀而非追加谴责的方式,打断人们彼此造成的痛苦。这个意象取材于《圣经》中被控通奸的女人的故事,并不止于呼吁宽恕——它要求人们靠近悲痛,包括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悲痛,同时抵制把某些生命视为可以弃置的制度。在书中,这一意象的含义通过法庭、监狱和教堂中的相遇逐渐显现;在那里,怜悯跨越了受害者与被告之间的界限。
意象及其道德源头
在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案的听证期间,一位当地牧师邀请史蒂文森在一次地区教会聚会上发言。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的一些成员对沃尔特只给予了有限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有婚外情,而且没有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史蒂文森讲述了《圣经》中一群人想用石头砸死一个女人的故事——耶稣挑战那些控告者审视自己的罪后,他们便退去了;女人得到了宽恕,也被劝勉改过。史蒂文森指出,恐惧、愤怒和自以为正义,甚至会让基督徒向犯过错的人投石,尽管他们知道不该拒绝给予怜悯。他告诉会众,他们不能只是旁观,而必须成为接石者。
这个隐喻将评判与脆弱并置。接住石头并不意味着声称无人造成伤害,也不意味着受害者的痛苦应被忽视。它意味着拒绝把一个人最恶劣的行为当作衡量其整个人的唯一标准,也拒绝让惩罚成为回应痛苦的唯一方式。因此,这一意象是一种道德实践,而不是抽象理想——当有人在他人身边留下来、倾听,或在制度弃人于不顾之处伸出援手时,它便有了具体形态。
转向的悲痛
法庭程序结束后,史蒂文森与一位年长女性交谈。她十六岁的孙子被其他男孩杀害。她参加了他们的审判,近两周来一直在法庭上哭泣。那些男孩被判有罪并被判终身监禁,但惩罚并没有带给她宽慰;她说,这反而令她感觉更糟。宣判后,一位陌生女性坐到她身边,拥抱她,让她靠着自己。近两个小时里,她们在法庭上相伴,无须交谈。这位悲伤的祖母始终不知道那名女性的名字,却记得她安静的陪伴带来了不同。
随着时间过去,这位祖母开始留意那些因暴力死亡而悲痛的人。后来她发现,最痛苦的人当中,有些是正在受审的孩子或家长的亲属。她开始让任何需要支持的人靠着自己。她说,自己的目的就是接住人们彼此投来的部分石头。她把这件事告诉史蒂文森时,认出了他就是法庭上的那个人,并说她也知道他是接石者。两人的交谈让这个意象有了相互回应的意味——一个人先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关怀,随后又把关怀给予起诉双方的人。
制度辜负受害者之时
书中将这种实践与犯罪受害者所受到的不均等对待相对照。在赫伯特·理查森案听证结束后的法庭里,瑞娜·梅的母亲走近史蒂文森。她解释说,家人曾被承诺会得到帮助,但承诺始终没有兑现。炸弹导致玛丽琳听力受损,也使瑞娜·梅的姐姐出现神经问题;母亲说,她自己也受到了影响。她小心翼翼地请求史蒂文森帮助他们,却不知道他代理的是赫伯特。史蒂文森为他们受到忽视而道歉,并温和地说明了自己的角色。这次相遇揭示了一个处境——寻求关怀的人可能会把被告的律师当成第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即便那位律师无法代表他们的家人。
维琪·皮特曼的亲属莫泽尔和昂泽尔也说,检察官对她们不闻不问,州受害者权利组织则拒绝帮助她们。她们怀疑包括自己的兄弟和当地执法人员在内的其他人可能也牵涉其中,却觉得没有人愿意听她们说。两位女性告诉史蒂文森,他和同事是第一批上门探望、花时间谈论维琪的人。在听了她们将近三个小时后,律师们承诺展开调查。由于该案正处于直接上诉阶段,州政府没有义务提供案卷,他们便提交了阿拉巴马州第32条定罪后救济申请,以寻求证据开示并提交新证据。
书中更广泛的历史背景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反差。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州扩大了受害者参与审判、获得服务及量刑程序的权利,但这种更高的可见度并没有使每个家庭都受到同等关注。书中指出,贫困及少数族裔受害者可能遭到警方、检察官和支援服务机构忽视;凶杀受害者的种族也强烈影响被告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在阿拉巴马州,尽管黑人占凶杀案受害者的百分之六十五,死囚中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却被判犯有侵害白人受害者的罪行。接石者的意象坚持关注那些遭忽视的受害者,同时不把他们的痛苦变成弃被告于残酷对待之中的理由。
关怀而不否认伤害
伊恩·曼努埃尔与黛比·贝格尔的关系展现了另一种接石方式。1992年平安夜,伊恩在每月一次的监狱通话中联系了被自己枪击的女子,向她道歉并表达悔意。黛比的身体已经康复,正在从事健美和女性健康领域的工作。她对这通电话感到意外,但两人由此开始定期通信。伊恩与大多数人隔绝,逐渐依靠她的鼓励来保持坚强。
经过多年通信后,黛比写信给判处伊恩刑罚的法官,认为他的刑罚过于严厉,监禁条件不人道。她也向监狱官员和媒体发声。她的声援并没有淡化他犯罪行为的鲁莽;她承认其破坏性,同时坚持认为对他的处置冷酷而不负责任,尤其是因为伊恩作案时只有十三岁。法院没有批准她减刑的请求。尽管如此,她的事例仍表明,人们可以同时顾及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与年轻犯罪者的人性。
史蒂文森也将这一意象与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宽恕联系起来。他告诉教会会众,沃尔特宽恕了那些诬告他、给他定罪并认定他不值得被怜悯的人。在史蒂文森的讲述中,这份怜悯帮助沃尔特重新找回生活,让爱与自由再次成为生活的根基。但它没有抹去沃尔特遭受的不公,也没有平息朗达·莫里森家人的悲痛——礼拜结束后,史蒂文森仍在思索,她的父母必定多么痛苦,因为沃尔特获释后,仍没有人为谋杀她一案受到起诉。这一意象要求怜悯向外延伸,却不假装每一道创伤都已得到修复。
持续的实践
接石者再次出现,用来描述史蒂文森及其他人试图做的事,而不是声称一次善举就能解决制度性不公。年长女性在法庭上的安慰、黛比与伊恩的通信,以及律师们耐心倾听家人的诉说,展现了不同形式的陪伴——沉默、持续联系,以及查明真相的实际行动。每一种形式都在抵抗一种轻率的划分——仿佛回应一个人的痛苦,就必须排斥另一个人。
本书以将这一意象延伸至平等正义倡议组织持续开展的工作作为结尾。史蒂文森说,他仍会遇到接石者;他们激励他相信,人们能够更好地对待被告、被定罪者和被判死刑者,也能够更好地彼此相待。因此,这个说法既指一种个人修养,也指一种集体义务——陪伴受苦者,质疑抛弃弱者的惩罚,并为以希望为根基的怜悯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