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罗伊路23号

母亲不会

菲茨罗伊路23号是西尔维娅·普拉斯最后的住所,它呈现出来的并非一处保存完好的圣地,而是一栋普通的伦敦住宅,没有任何纪念普拉斯的公共标记。对叙述者而言,不起眼的外墙与想象中隐藏其后的沉重家庭场景之间的落差,使这个地址成为文学朝圣、记忆与普拉斯自杀这一令人难以承受的事实交汇之处。

环境与前往路线

叙述者住在伦敦时,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五月下午下班后步行前往这所房子;路程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她在晚上八点左右抵达。这段步行属于一种理想化的伦敦意象——这座城市仿佛天生适合步行,遍布公园、鲜花、低矮建筑、深色出租车、色彩缤纷的门和热情好客的酒馆。这段叙述也消解了这种意象——依照其中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城市的南部和东部被排除在脚下这片文明伦敦之外。因此,前往这所房子的路既是一次真实的城市之旅,也是一种有选择的观看行为。

牌匾与没有标记的房子

外墙上的一块蓝色牌匾告诉叙述者她已经抵达,但牌匾纪念的不是普拉斯,而是威廉·巴特勒·叶芝。叶芝是一位爱尔兰诗人,约一个世纪前曾在这里度过童年;他之所以有这块牌匾,是因为他先住在这里、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没有在屋内自杀。普拉斯没有在这栋建筑上留下任何可见痕迹。这种反差使公共纪念看起来受一种令人不安的等级秩序支配——这位声名显赫的诗人凭借一块牌匾与这个地址永久相连,而作为最后住所的这栋房子里,那位女性却从面向街道的历史中缺席。

这栋建筑本身并无多少引人注目之处——白色窗框、蓝色外墙、黑色金属栏杆,还有一块小告示牌,请访客不要把自行车锁在栏杆上。叙述者并未感到失望。她沉思道,朝圣发生在内心;普通的外观也能成为私人相遇之地,无须提供任何关于过去的戏剧性证据。她在屋外停留了五六分钟,看着邻居进进出出,并想象屋内被分隔成许多小间;这栋房子或许已经改建,原先可能是一户人家居住的住宅。

想象中的最后一个早晨

站在房子前,叙述者想象普拉斯正在为孩子们准备牛奶和烤面包。在这一想象的场景中,普拉斯在面包上厚厚地涂了黄油,把早餐放在熟睡孩子的床边,然后下了楼。叙述者想象普拉斯用毛巾封住孩子们卧室的门,又封住厨房里的另一扇门,随后打开煤气,把头伸进烤箱。这些细节呈现的是访客心中的重构,并非外墙本身能够揭示的事情。叙述还补充说,发现普拉斯尸体的人是在孩子们醒来之前到达的。

普拉斯当时三十岁。她的女儿弗里达快三岁,儿子尼古拉斯·休斯十三个月大。叙述者想象弗里达先醒来,等牛奶凉了之后,把它递给弟弟;这一微小的家庭场景与死亡的不可挽回形成对照。她也想象普拉斯告别时亲吻自己深爱的孩子们。这份爱让叙述者更难理解这场自杀——这所房子将日常的照料行为与结束普拉斯生命的决定并置,却无法消解两者之间的矛盾。

叙事意义

这个地址的重要之处,与其说在于它是一座纪念碑,不如说在于它为思考搭建了框架。牌匾记录着叶芝;朴素的外观隐去了普拉斯;而叙述者想象中的室内,则以早餐、熟睡的孩子、毛巾和煤气填补这片沉默。从公共标记转向私人重构的过程表明,一个地方可以引发叙述,却无法证实叙述中的每个细节。在菲茨罗伊路23号,文学声望无法简单解释死亡,而母爱奉献的意象也不能使这场自杀变得可以理解。这所房子依然普通,围绕它想象出的故事却拒绝轻易调和爱与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