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墨西哥地震

犬之力

1985年墨西哥地震将突如其来的灾难变成对公众团结的考验,也为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打开了政治机会。在城古斯曼,地震使一座教堂的钟楼倒塌,砸向礼拜者;在墨西哥首都,诺拉·海登从正在坍塌的雷吉斯大酒店脱身,加入搜寻幸存者的行动。灾后重建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源,而获取这些资源的需求也成为一项交易的筹码——毒资借此换取对政府和选举的影响力。

地震及其直接伤亡

在哈利斯科州的城古斯曼,教堂钟楼由石料精美砌成,但用于砂浆的沙质土壤无法抵御地震。地震震级为7.8级,震源位于地表下三十公里处,震中距此仅十英里。礼拜者离开拥挤的教堂时,钟楼开始从地基上松脱,穿破瓦片圆顶,砸向二十五人。这一幕将伤亡与特定地点及社区联系起来——石料由当地工匠铺砌,遇难者则是那些建造者的后代。那天早上教堂人潮拥挤,是因为胡安·帕拉达主教在场。

在墨西哥首都,诺拉在一些男子的帮助下逃离雷吉斯大酒店。他们在大楼坍塌并起火时将她推到空旷处。两名救援者没能逃出;他们与另外一百二十八人一样,在试图接近地震中被困者时丧生。一名女警用身体护住诺拉,并扑灭她头发上的火。周围的破坏远不止酒店——邻近的萨利纳斯—伊罗查百货商店被震裂,建筑物有的倒塌,有的被拦腰截断,石块、混凝土和扭曲的钢筋堵塞街道。独立日彩带仍挂在被毁商店上方,庆祝的遗迹悬在废墟之上。

救援与互助

诺拉在百货商店散落的货物中找到橡胶人字拖,用头巾遮住脸,加入搜寻酒店废墟的志愿者队伍。尽管城市贫困,她没有看到任何抢劫。相反,居民和陌生人在受灾城市各处组成队伍,用铲子、镐、撬胎铁棒、断裂的钢筋和双手,寻找被埋在倒塌建筑下的人。其他队伍用毯子、床单或浴帘运送死者和伤者,志愿者则清理街道,好让救护车和消防车通过。消防部门的直升机将救援人员送到地面队伍无法抵达的地方。

救援工作昼夜持续。电台播报死者和幸存者的姓名;废墟下的受困者呼喊,救援人员则倾听生命迹象。一个女童子军小队与诺拉并肩工作,她们严肃投入的样子,使她们和成年人、社团、医护人员及无所属志愿者一样,成为集体救援的一部分。医生和护士,包括在医院倒塌后仍坚守岗位的人,使用听诊器搜寻废墟。当他们发现可能有幸存者时,救援队便让警笛和发动机安静下来,以便倾听;随后,工作人员小心搬动瓦砾。有时有人被活着救出,有时救援人员赶到时已经太迟。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继续工作。

休息时,诺拉在阿拉梅达公园的一处救济站喝茶、吃面包。受损或不安全的房屋使这里成了人们的避难所。人们耐心排队领取食物和饮水,把多余的饭食让给儿童和老人,分享毯子和生活用品,并搭建庇护处和厕所。一名妇女给了诺拉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法兰绒衬衫。公园里临时搭建的避难所,以及全城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表明即时救灾既依赖合作,也依赖不堪重负的应急服务。

重建成为政治筹码

地震的政治影响源于重建成本。墨西哥联邦政府需要资金,而叙述指出,资金有两个可能来源——梵蒂冈和毒贩。教会已经捐款;阿丹·巴雷拉预期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也会出资,但不会无偿提供。按照他的判断,政府会履行由此达成的交换。于是,灾难将迫切的公共需求与私人权力联系起来——重建资金成为影响国家的筹码。

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的政治安排体现在拟议中的领导权和地盘划分上。加西亚·阿布雷戈将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领导该组织,埃尔韦尔德留在索诺拉州,埃克托·门德斯则保有下加利福尼亚的广场。联邦政府预计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组织还同意协助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为主要毒品人物和商界人士安排筹款晚宴,每席定价二千五百万美元。灾难并未抹去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原有的商业体系;它为其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手段,以获取政治保护并进一步巩固势力。

把地震放进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权力发展的脉络中,其作用就更加清晰。此前,加西亚·阿布雷戈曾质疑巴雷拉为何把世界划分为不同地盘,并把四分之一的份额留给自己。巴雷拉称瓜达拉哈拉是服务于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的安全据点,随后提出以收取费用为条件,分享自己的关系网和保护。阿丹意识到,这是该组织的名称首次被公开说出,而巴雷拉实际上已是其领袖,尽管没有正式头衔。地震后的重建交易延续了这一逻辑——保护和资金通过私人协议流通,而正式政府机构仍然存在。

长期后果与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的势力范围

地震也处在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势力长期变化的进程之中。旨在压制锡那罗亚州毒品生产的秃鹰行动,反而使其网络分散。该组织调整策略,将重点转向跨越两千英里长的美国边境运输;可卡因一旦进入美国,价值便会大幅上升。在与麦德林贩毒集团和卡利集团达成的安排中,哥伦比亚供应商每支付一公斤毒品一千美元,条件是墨西哥人将其安全运入美国。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从种植毒品转向运输毒品,利用边境集散点和安全屋,而不再依赖美国执法部门重点打击的佛罗里达路线。

阿丹后来以一种大体上横向的组织取代传统等级制——巴雷拉兄弟位于顶层,其他经营者则处于其下的同一层级。经营者报告计划运输的货物、数量、议定价格和交货日期;交货后四十八小时内,他们须按议定售价的百分之十二向巴雷拉兄弟缴纳费用。这种模式与重建交易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影响力,但都体现出该组织如何将协调和保护转化为收入与政治分量。

其后果还延伸到国家金融领域。新总统于1994年就职时,由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控制的经纪公司买入特索博诺斯债券;随后,贩毒集团从国有银行撤出资金,比索贬值百分之五十。兑现债券后,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买入贬值的比索和资产,并在美国贷款后货币回升时获利。阿丹同意将毒资美元汇回墨西哥,以换取有利的贸易环境。叙述并未将地震视为后来那场危机的起因,但早先的重建交易预示了同一种基本交换——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为贩毒组织争取保护并在全国范围内运作提供了空间。在事件发生后的即时救援中,工作人员试图从瓦砾下救出生命;在其政治后果中,墨西哥联邦贩毒联盟则帮助把重建需求转化为新的权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