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巴雷拉的葬礼

犬之力

格洛丽亚·巴雷拉的葬礼将私人丧亲之痛变成了对唐·阿丹·巴雷拉所失去的一切及其残存权势的公开衡量。葬礼在圣迭戈举行,由联邦人员看守;几乎空无一人的大教堂、引人注目的繁多鲜花,以及唐·阿丹·巴雷拉目的上的最终转变,共同构成了这场仪式——他目睹唯一的孩子下葬后,悬赏买下阿特·凯勒的命。

鲜花、金钱与监视

五万朵红玫瑰摆满了圣约瑟夫主教座堂。这座教堂位于市中心,距离圣迭戈大都会惩教中心只有几个街区。唐·阿丹·巴雷拉通过本·汤普金斯安排了这场布置;本·汤普金斯从拉霍亚的合法银行账户中取得资金。鲜花以与唐·阿丹·巴雷拉财富相称的规模,让悲痛变得可见,但鲜花的布置也使这份财富暴露在审视之下。墨西哥主要贩毒者送来的数千束花和花圈,也排列在大教堂台阶上。

美国缉毒署的人员就在鲜花之间。他们经过花束,记录每一件祭品的送礼者。他们还追踪以格洛丽亚的名义捐给囊性淋巴管瘤研究基金会的数十万美元。因此,这些赠礼同时发挥着两种作用——它们既是对格洛丽亚的悼念,也让调查人员得以看清唐·阿丹·巴雷拉关系网的触及范围。葬礼上公开表达哀悼的举动成了可供记录的证据,从送礼者的身份到以他女儿名义捐赠的款项,无一不在其中。

在教堂内,这种反差更加鲜明。大教堂里鲜花簇拥,哀悼者却寥寥无几。唐·阿丹·巴雷拉想象着,如果葬礼在墨西哥举行,情形会多么不同——届时可能会有数百人前来致哀。他的大多数家人已经死去,而仍然在世的人若要越境,就会冒着被捕的风险。他的姐姐埃莱娜打电话来表达悲痛和支持,并对美国的起诉使她无法出席表示遗憾。边境两侧的其他朋友、生意伙伴和政客则都没有露面,以免被探员拍到。他们的缺席并非单纯出于冷漠;葬礼周围的监视已使出席变成一件需要承担后果的事。

寥寥来客与破裂的婚姻

其他哀悼者大多是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女性。她们是美国公民,并且早已为美国缉毒署所知。她们没有理由担心仅仅因为出席葬礼就会被捕。她们带孩子在圣迭戈上学,圣诞节在那里购物,享受水疗日,也到拉霍亚和德尔马的海滨度假村度假。在大教堂里,她们身穿优雅的黑衣,从探员身旁走过。有些人愤怒地经过;另一些人则停下来摆姿势拍照,并确保探员把她们的名字拼写正确。她们有意作出的回应,让探员的记录工作成了葬礼公开场景的一部分。

露西亚的亲属——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表亲和几位朋友——构成了这小小的会众中的另一部分。露西亚看见唐·阿丹·巴雷拉时,神情悲痛而惶恐。她为了让自己免于入狱,并阻止格洛丽亚被国家带走,向阿特·凯勒出卖了他。她也知道唐·阿丹·巴雷拉不会伤害女儿的母亲。然而,格洛丽亚死后,露西亚担心这种克制已无法再保护她。她焦虑地望向唐·阿丹·巴雷拉时,脑海中仍挥之不去的,是自己可能会就此消失的念头。

唐·阿丹·巴雷拉转过脸去,视露西亚如死人。然而,他并未立刻出言威胁。哀悼者离开时,露西亚瞥了他一眼,低下头;由于无法直接与她说话,他决定让本·汤普金斯转告她,她没有危险。他愿意让她安度余生,但不会再继续供养她。如果财政部不没收拉霍亚的房子,她可以留下。这个决定将对她安全的保证与曾是她生命支柱的物质供养分开,使这场背叛成为永久决裂,而非和解的契机。

警卫看守下的葬礼

唐·阿丹·巴雷拉坐在第三排,两侧是五名美国法警。他的黑西装由本·汤普金斯在诺德斯特龙买下;唐·阿丹·巴雷拉的尺寸在那里早已存档。他的双手在身前戴着手铐,但没有被脚镣锁住;弥撒进行时,主教讲话,他可以按仪式要求跪下、起身和坐下。这些细节展现了处境对他的限制,却没有剥夺他在仪式中的位置——他是囚犯,但这场葬礼仍让他得以像普通父亲那样,做出出席女儿葬礼的举动。

弥撒结束后,唐·阿丹·巴雷拉等着其他哀悼者先行离开。他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法警和律师除外。仪式正式结束,并不意味着他也结束了参与——法警护送他上了一辆等候的豪华轿车;轿车跟在露西亚的车后面,驶过灵车,前往索伦托谷的埃尔卡米诺纪念公园。墓边,他们准许他弯下腰,抓起一把泥土,撒在格洛丽亚的棺木上。在双手仍戴着手铐的情况下,这个小小的下葬举动成了这一幕中他表达悲痛最清晰的方式。

悲痛化为复仇誓言

在墓前,叙事将这场葬礼标记为一个终点——对唐·阿丹·巴雷拉而言,一切都已结束,未来也坍缩成了已经发生的往事。他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家族凋零,妻子背叛了他,而他只能在羁押限制之内获准出席葬礼。葬礼没有让这个家庭复原,也没有恢复曾经围绕着他的权威。留给他的只有记忆,以及通过本·汤普金斯下达命令的能力。

唐·阿丹·巴雷拉从格洛丽亚的墓前直起身,悄声悬赏两百万美元现金,买下杀死阿特·凯勒的命。这一悬赏紧接在下葬之后出现;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政治盘算,而是这场丧失所直接引发的后果。鲜花和捐款展示了仍与唐·阿丹·巴雷拉相连的资源;他最后说出的话,则将这些资源转向复仇。仪式以这一反转收尾——刚刚在女儿墓前祈祷的父亲,转而走向新的暴力行动;与此同时,凯勒成了在死者面前被悬赏追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