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原理(玻尔的互补性观念)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玻尔的互补原理是尼尔斯·玻尔试图将量子物理学中的一项洞见拓展为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哲学,它为J.罗伯特·奥本海默思考原子计划相互冲突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方式。在洛斯阿拉莫斯,正在建造的武器既可被视为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手段,也可被视为一种足以摧毁文明的力量。互补原理使这些对立能够被理解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并没有让其后果消失。

从物理学到世界观

玻尔将自己对量子物理学的阐释发展成一种哲学观,称之为“互补性”。他试图将有关物质世界的洞见运用于人际关系,认为互补性的张力不仅存在于物理学中,也存在于本能与理性、自由意志、爱情和正义之间。因此,这一原理提供的不只是描述科学问题的词汇——它还提出,看似对立的现实可能彼此相属,同时仍处于张力之中。

这一拓展对奥本海默意义重大,因为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带来了无法彼此分开的矛盾。科学家们正在建造一种旨在击败法西斯主义、终结战争的武器,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可能终结文明的手段。玻尔的视角帮助奥本海默将这些可能性视为同一事业互补的方面。这一框架带来了思想上的慰藉,却不能保证破坏性的可能性能够得到控制。

洛斯阿拉莫斯与原子悖论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政治层面的。他们关系亲密,而玻尔也是认真与他探讨政治和伦理问题的人。1944年初,奥本海默开始思量这种武器所蕴含的意义;玻尔将表面上对立的真理结合起来的方式,帮助他面对这一计划的道德模糊性,而不假装事情简单明了。

互补原理还与玻尔的“开放世界”构想中的现实政治论点相呼应。他认为,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需要开放、国际检查以及科学信息共享。科学界,包括哥本哈根和卡文迪许的科学界,提供了跨越国界合作的范例。在这一论述中,科学知识带来的不仅是力量,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如果潜在敌人暗中积累原子武器,各国便无法感到安全。

因此,玻尔主张在原子弹完成、战争结束之前,就应邀请苏联参与战后原子计划。奥本海默赞同尽早沟通的主张,而且此前已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向俄国人通报这一计划,他会感到高兴。互补原理本身并未规定具体政策;相反,开放的主张延伸了玻尔的信念,即科学合作与政治安全必须结合起来考量。

相互竞争的政策与未解的矛盾

1945年5月31日的临时委员会会议再次显现了玻尔所指出的张力;奥本海默是四位科学顾问之一。委员会没有决定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被视为属于白宫的职权范围。但委员会的讨论揭示了与苏联合作和保持美国优势之间的冲突。乔治·C·马歇尔提出,是否邀请俄国科学家观摩一次试验。詹姆斯·F·伯恩斯反对,认为这可能导致斯大林要求参与该计划。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明白,原子弹的物理原理不可能永远保密,但委员会大体上接受了一项政策——推进生产,同时努力改善政治关系。会议结束时,这一矛盾仍未得到解决。

1949年10月,总顾问委员会审议氢弹问题时,出现了相关冲突。奥本海默主持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并在其他成员发言之前暂不表明自己的看法。委员会最终反对仓促推进计划,理由是威力更大的武器在军事上可能不切实际,而规模较小的武器库或许能提供更可信的威慑。11月9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三票对两票赞同其建议。奥本海默对此感到满意,但这项决定并未平息争论——氢弹支持者发起反攻,辩论逐渐固化为军备竞赛派与军备控制派两个对立阵营。

互补原理能够做到什么,又不能做到什么

这一原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奥本海默能够参与制造武器,同时支持国际管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各国政府追求军事优势,合作仍可能显得不可或缺。它提供了一种将相互冲突的目的并置起来的方式,而政治决策却一次次迫使这些目的相互竞争。委员会的历史表明了这种思想方法的局限——承认相互对立的主张并不能使它们和解,而委员会含糊不明的共识也可能无法改变这些主张在实践中的后果。

随后围绕开放问题的冲突,尤其清楚地显现了这一局限。有一段时间,奥本海默主张公开坦诚,似乎有可能影响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然而,刘易斯·施特劳斯反对向公众透露核武器储备情况或公开辩论战略,认为披露信息会助长苏联间谍活动。1953年施特劳斯出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便利用各种机会引起艾森豪威尔对奥本海默的猜疑。玻尔所期望的开放世界与秘密政治之间的对照,并未推翻互补原理;它表明,认识到相互依存本身,并不足以克服那些使对立双方持续冲突的制度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