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隔

知识分隔既是一种安全措施，也是原子弹项目中的一项根本性矛盾。它限制了谁能知道什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获知；然而，武器的研制又有赖于科学家汇集不同领域的专长。J.罗伯特·奥本海默既协助落实保密要求，也组织研究人员进行受控交流。他努力拓宽实验室内部的讨论，并最终主张国际开放，这些努力揭示了将知识分隔管理的局限与矛盾。

保密与科学组织

这种做法形成于一项战时工程之中，其军事目的使保密成为工作的必要条件。对奥本海默而言，适应实验室主任一职，意味着要学会顺应那些令他感到不自在且陌生的安全要求。他的任务不仅仅是领导物理学家——他还必须在紧迫的时间安排下，将分散在各地的工作整合成一种可用的武器，而整个组织的信息流通又受到限制。

这种根本性矛盾不止关乎战时政策。昂贵的大型实验室不断发展，机器的能力也日益强大，这些变化促成了“大科学”；但本书将这种文化与奥本海默等理论物理学家的“小”科学相对照。大型实验室可以服务于军事科学，而科学研究本身却需要合作与交流。知识分隔是这种矛盾的一种制度性表现——项目需要集体探究，但其安全制度却将信息视为必须加以管控的对象。

空间与语言的界限

1942年夏天，在伯克利，安全措施有着显而易见的形式。物理学家的研讨会在勒孔特楼的阁楼举行，那里有一扇法式门通向阳台。阳台上钉着铁丝网，而房间的钥匙只有奥本海默一人持有。阳光将铁丝网的影子投在围桌而坐的人们和文件上时，约瑟夫·温伯格回忆说，那一刻，这群人仿佛被关进了一座象征性的牢笼。这一幕让一项安全措施化作了工作所受智识限制的意象。

在洛斯阿拉莫斯，界限也体现在实际条件和语言上。规划中的社区极为偏僻，只有一条蜿蜒的碎石路和一条电话线；出于安全考虑，配备家具的住宅将不安装电话。然而，研究实验室不可能仅凭隔绝而建成。1943年4月15日，第一次公开研讨会在一间原为男学生图书室的房间举行，奥本海默请罗伯特·瑟伯向约四十名科学家介绍项目情况。房间尚未完工，附近能听见木匠施工的声音，还有一名工人的腿从天花板处伸了出来。奥本海默派约翰·曼利去告诉瑟伯，把“炸弹”一词换成较为中性的“装置”。就连技术讨论所用的语言，也受到安全要求的管理。

尽管如此，这场研讨会仍让一个特定群体得以接触技术信息。瑟伯解释了项目的目标，并概述了伯克利讨论会上得出的估算——一种裂变武器可能产生相当于两万吨三硝基甲苯的爆炸威力。他介绍了对高浓铀的需求，以及采用临界质量较小的钚武器的可能性。这场交流展现了知识分隔的双重作用——敏感工作被隔绝于外界，同时又召集部分研究人员，使他们能够从整体上理解问题。

实验室内部的受控交流

奥本海默并不认为，对授权科学家的限制意味着他们不应讨论自己的工作。汉斯·贝特提出每周举行一场不设定具体议程的研讨会，奥本海默表示赞同，尽管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曾试图叫停。他认为，工作的复杂性以及项目此前实行的知识分隔，使深入讨论十分有益。这里的区别并非保密与完全开放之分，而是项目对外的军事边界，与项目内部更具协作性的智识生活之分。

这种区别并未消除科学家有权讨论哪些问题的争议。1944年末，罗伯特·威尔逊请求举行一次正式会议，讨论炸弹可能的用途。奥本海默起初试图劝阻他，警告说这可能引起军事安全人员的注意。威尔逊仍然举办了会议，并将其命名为“原子装置对文明的影响”。奥本海默出席了会议。争议不只是关于谁能接触机密事实，也关乎武器的道德与政治后果是否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还是应被排除在科学家所承担的任务之外。

与会者对这些讨论的回忆并不完全一致。威尔逊回忆说，奥本海默曾来到科学家们面前，强有力地陈述了应继续推进工作，直到武器得以试验并向世界公布其存在的理由。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回忆起1945年3月一场约有四十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时则说，奥本海默曾试图劝阻人们参加，并认为炸弹的使用与他们无关。这些不同的回忆保留了界限本身的不稳定性——奥本海默既可能反对科学家讨论政治问题，也可能主张，对武器保密会造成严重危险。

从实验室保密走向开放世界

尼尔斯·玻尔提出了知识分隔最明确的替代方案。在1944年与奥本海默分享的一份备忘录中，玻尔认为，新武器将改变战争；除非各国同意对其加以管制，否则任何暂时优势都可能演变成持久威胁。他所说的“开放世界”并非建立在抽象理想之上，而是以国际化的科学研究共同体为范本。他呼吁允许国际视察员进入军事和工业设施，并主张在炸弹投入使用、战争结束之前，就让苏联参与战后的原子能规划。奥本海默赞同这一主张，但仅仅表示赞同，并不能消除笼罩项目的军事保密制度。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内部受控交流与公开或国际披露之间的区别变得尤其重要。在一次临时委员会讨论目标的会议上，奥本海默没有对拟议的目标原则表示异议，并提出多次打击或许可行。当格罗夫斯抱怨一些他认为不谨慎或不忠诚的科学家时，会议同意在炸弹投入使用后采取措施，将这类科学家逐出项目。奥本海默表面上的沉默赞同，与他支持玻尔提出的告知苏联的方案形成对照——他原则上支持开放，却没有公开反对将持异议的科学家排除在外的提议，也没有反对目标选择决定。

战后，奥本海默告诉迪安·艾奇逊，许多曼哈顿计划科学家不愿继续从事武器研究，不仅不愿研制超级炸弹，也不愿研制任何炸弹。他拒绝了爱德华·泰勒提出的请求，没有出面敦促继续研究超级炸弹。然而，奥本海默也帮助赫伯特·马克斯起草了哈里·S·杜鲁门总统1945年10月致国会的原子能问题咨文，其中呼吁建立国际安排，以期放弃使用和研制原子弹。由此，知识分隔的意义超出了实验室本身——它决定谁能参与讨论、如何处理异议，以及原子知识是否会继续作为国家机密。本书的叙述并未将这一过程描绘成从保密到开放的简单转变。它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如何协助管理一个秘密项目，同时又与玻尔一道主张，持久安全不能仅仅建立在保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