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是J.罗伯特·奥本海默为反对知识隔绝和保密所造成的窒息性影响而提出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在他的论述中，开放不仅意味着科学交流，也是国际互信、民主共同体以及对科学所提供力量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个理想的力量，部分来自它与战时实验室之间的张力——奥本海默在那里帮助制造武器，却身处监视、知识分隔和军事管制之下。

含义与思想渊源

奥本海默的理念将科学合作与一种更广泛的希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知识得以流通、人们能够自由交往的社会。在他一九五三年的英国广播公司里斯讲座中，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和不受拘束地交往，描述为在一个日益技术化、专业化、由专家主导的世界中维系人类共同体的途径。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切真理都很简单，也不意味着所有差异都能调和；它意味着拒绝这样一种幻想——所有知识都能被占有，或所有经验都能被统一。

这一差别塑造了他在同一系列讲座中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本海默曾受到美国共产党关于社会正义的言辞，以及他认为具有解放意义的实际事业吸引——推动帕萨迪纳市公共游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为农场工人争取更好的条件，并组织教师工会。到一九五三年，他已不再认为共产主义是共同体的实现。他批评这种制度假定所有共同体、真理和经验都能被纳入一种总体秩序，并主张建立一个不要求整齐划一的人道社会。这一批评标志着他的政治判断发生变化，但书中将他对共同体与正义的承诺描述为始终如一。

科学交流与实验室的封闭世界

这一理想在科学实践中也有对应之处。劳伦斯回旋加速器和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的发展，代表了“大科学”的新规模；这种科学依赖大型机器、大量经费和强大的机构伙伴。书中将这种文化与奥本海默对理论“小科学”的依恋作了对照，并记载了罗伯特·威尔逊的判断——大型机器模式可能使团队研究成为最糟糕的一种活动。这种对照有助于将开放社会置于一场关于知识如何产生的争论之中——它究竟来自集中的技术事业，还是来自能够相互质疑工作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然而，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讨论是在强加的安全制度内进行的。一九四二年夏天，在勒孔特楼举行的研讨班上，一张厚重的铁丝网罩住了阳台门，而房间的钥匙只有奥本海默一人持有。约瑟夫·温伯格记得，阳光将铁丝网的影子投在纸张上，也投在围坐桌旁的人们身上，仿佛他们被关进了笼子。这一画面预示了探究的共同习惯与秘密武器项目所需限制之间的冲突。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仍努力争取分享研究成果的机会。汉斯·贝特提议每周举行一次不设固定议程的讨论会时，奥本海默表示赞同，并反对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其叫停的企图。他认为，项目背景复杂，加上科学家此前一直被分隔在不同工作领域，充分讨论很有价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第一次讨论会在原来的男生图书馆举行，鲍勃·瑟伯向不到四十名科学家作了介绍。奥本海默甚至让约翰·曼利告诉瑟伯，把“炸弹”一词换成较为中性的“装置”；这一小事意味深长地表明，开放是在保密限制之内而非其外运作的。

实际上，这些限制日益变得难以维持。爱德华·泰勒提醒奥本海默，过度保密是个问题；格罗夫斯则发现，即使是资深科学家也未必会可靠地遵守知识分隔规定。格罗夫斯向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明哪些内容绝不能说后，劳伦斯很快便在黑板前开口承认：“我知道格罗夫斯将军不希望我说这个，但是……”正式规定依然存在，但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跨越边界交流思想。因此，奥本海默对讨论的偏好，既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也服务于一种军事保密制度无法完全遏制的科学文化。

监视与政治限制下的开放

战时环境也清楚表明，开放交流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陆军反情报部门安排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的技术监控和人身监视；一名卧底特工安德鲁·沃克担任他的司机和保镖，而他的邮件和家中电话都受到监控，办公室电话也遭到窃听。奥本海默自己也变得更加注意安全，小心地将机密备忘录别在口袋里。一九四三年夏天，在工作压力和对其过往调查的重压下，他告诉罗伯特·巴赫尔，自己正在考虑辞职。他坚持了下来，但他的经历表明，一个机构可以依赖科学合作，同时又把项目负责人视为可疑对象。

奥本海默对政治讨论的立场并不始终一致。罗伯特·威尔逊提议正式讨论原子弹可能的用途，但奥本海默起初试图劝阻他，提醒说安全部门可能会反对。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也记得，奥本海默反对有组织地讨论原子弹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坚持认为这类问题不属于科学家的职责。这些反对意见为科学家的公共角色划定了边界，尽管奥本海默在别处也主张，科学知识具有政治后果。

然而，奥本海默出席了威尔逊组织的“装置对文明的影响”会议，并听取大约二十名科学家讨论——既然欧洲战场的战争几乎已胜券在握，他们为何还要继续这个项目。他主张，战争不应在这种武器仍属秘密的情况下结束。原子弹应当进行试验；聚集起来筹建新联合国的代表们，也应在讨论战后秩序时知晓人类已经造出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这一论点中，公开信息并不只是科学家要求发言权，而是一种防范未来原子武器战争的提议。原本心存疑虑的威尔逊认为，奥本海默的论据很有说服力。

国际责任与开放社会

尼尔斯·玻尔为这一论点赋予了国际层面。一九四四年，他与奥本海默分享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这种武器将改变战争的性质；除非各国达成管控协议，否则任何暂时优势都可能被持久的危险抵消。他提出建立一个“开放世界”，让国际检查员能够进入军事和工业设施，并充分了解科学发现。为了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他敦促战时盟国在使用原子弹、军备竞赛形成之前，邀请苏联参与战后的原子能规划。奥本海默赞同开放的必要性，并且早已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将项目情况告知苏联人，他会对此抱有好感。

一九五三年的讲座将这一国际纲领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理想集中呈现。书中指出，奥本海默呼吁建立开放社会，既与他担心保密会使美国生活贫乏有关，也与他青年时期对社会正义的承诺相连。因此，开放在制度和政治层面的含义始终彼此交织——获取知识有助于建立国家间的信任，而自由交往与思想多样性，则能使技术社会保持其人性面貌。这一理想并未消除制造秘密武器与倡导公开之间的矛盾；相反，它为这种矛盾赋予了名称，并使科学责任问题与科学力量将服务于何种社会的问题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