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轰炸

在围绕J.罗伯特·奥本海默展开的核政策辩论中，战略轰炸指的是将美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对敌方发动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初始攻击，使苏联城市面临大范围毁灭的危险。奥本海默既质疑这种做法给人类带来的代价，也质疑其战略假设。他主张采用或许能够限制战争规模的替代方案，但转而使用战场核武器和防空力量，也暴露出一个两难困境——旨在避免全城覆灭的战略，可能会使核武器更接近实际使用。

战略轰炸与大规模攻击的逻辑

在1951年6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曼斯菲尔德将奥本海默对战略轰炸的抵制描述为战略疑虑与道德厌恶的结合。曼斯菲尔德认为，奥本海默觉得这种做法“笨拙而粗暴”，就像“用大锤，而不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他将这一判断与奥本海默对非战斗人员的关切、作为科学家的道德感，以及他认为俄罗斯人民是暴政政府受害者的看法联系起来。这份备忘录是对奥本海默思路的一种解读，但它抓住了政策争端的核心对照——大规模袭击城市所能施加的武力，既不加区别，也显得思想粗疏，这是奥本海默的看法。

对他而言，这种前景并非纯属理论。1951年，奥本海默看到一份空军战略作战计划，内容是大规模摧毁苏联城市，令他深感震惊。他后来称之为“我见过的他妈的最离谱的东西”。这份计划具体呈现了他所反对的核政策——不是仅仅拥有武器以作警告，而是承诺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攻击。在后来的一次公开讨论中，他将这种政策概括为对初始战略攻击作出“相当僵化的承诺”，而且攻击不会中断。这种军事逻辑认为，压倒性的毁灭可以用来阻止战争或赢得战争；奥本海默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计划无法与摧毁平民人口分割开来。

超级炸弹与毁灭力量的限度

奥本海默与总顾问委员会在1949年评估拟议中的氢弹，即“超级炸弹”时，将大规模毁灭的后果纳入考量。他们将当量为一万五千吨梯恩梯的广岛原子弹，与一种热核武器作比较；如果这种武器能够研制成功，其爆炸威力可能相当于一亿吨。这种武器可能摧毁一百五十至一千平方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委员会担心的不仅是“超级炸弹”会放大攻击的杀伤力，还担心合法的军事目标可能小到不足以证明使用这种武器是合理的。委员会的报告警告说，这种武器可能沦为“种族灭绝武器”。

委员会还质疑这样一种假设——研制“超级炸弹”能够阻止苏联研制同类武器。委员会的理由是，苏联的核试验可以被探测到，而美国可以用现有的原子弹储备进行报复。如果“超级炸弹”的毁灭规模过于庞大，以致找不到合适的军事目标，那么扩大较小型裂变武器的生产，可能更经济，也更具军事效力。委员会提议将这类武器与西欧的常规部队配合使用，而不是把威力更大的武器一概视为解决军事问题的办法。这是关于核力量充足论的早期论述——为明确的任务维持所需兵力，而非在一场没有尽头的军备竞赛中不断扩充武库。

总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并未平息争议。1949年11月9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以三票对两票表决，赞成委员会反对紧急推进研制计划的建议。J.罗伯特·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高兴，尽管他的秘书凯瑟琳·拉塞尔警告说，这份报告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很快发现，争论仍在继续——氢弹支持者正在发起反攻，而这场辩论已使官员分裂为主张军备竞赛与主张军备控制的对立阵营。

维斯塔计划与战场替代方案

奥本海默对战略轰炸的批评，也影响了他对维斯塔计划的贡献。该计划是一项机密研究，探讨苏联军队入侵西欧时如何使用核武器。他并非小组成员，但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参与小组讨论，以阐明他们的结论。在花了两天时间审阅小组材料后，奥本海默迅速写下了颇具争议的第五章。该章主张热核炸弹不适合用于战术战场，并建议华盛顿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该章还提议，战略空军司令部只获得全国裂变材料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则分配给陆军用于战术武器。

空军官员担心这些提议会使资源从战略轰炸转移出去。维斯塔计划的撰写者希望“把战斗带回战场”，优先采用较小型战术核弹头，而不是能够摧毁城市的热核炸弹。1951年圣诞节前，奥本海默与杜布里奇在巴黎向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作简报，着重说明少量战术武器能够对苏联装甲师造成何种打击。奥本海默认为这次简报很成功。空军部长托马斯·芬莱特反应激烈；刘易斯·施特劳斯后来则指责这次会面让艾森豪威尔接触到一种他认为似是而非的政策。因此，这场争端也涉及官僚机构之间的角力——各军种及其支持者争夺的不仅是核战争的性质，还有武器与影响力的分配。

1952年的一项相关研究提议，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B-47机队改装为配备制导导弹的远程截击机，以加强防空，而不是扩充轰炸机力量。奥本海默认为防空是合理的优先事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是轰炸机飞行员，他们则认为这等同于失败主义。这场分歧表明，战略轰炸对行动选择的影响远不止攻击发生的那一刻——它决定了哪些部队能获得稀缺资源，也决定了抵御核攻击究竟被视为安全保障，还是投降。

替代方案内部的危险

奥本海默反对大规模攻击，并不意味着他偏好的替代方案没有危险。通过将核武器从城市转移到战场，他希望抵制种族灭绝式战争的计划。他将战术原子武器描述为军事行动的辅助工具，其目的在于取胜，而不是将其用作全面毁灭或恐怖手段。然而，本书指出，这一立场中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战场核武器实际上可能更容易被使用。动用这类武器可能成为核战争的触发点，使有限的军事冲突演变为越来越具毁灭性的武器交锋。奥本海默急于反对空军的末日决战计划，却没有充分关注这种升级情景。

因此，他反对战略轰炸的规模及其对平民造成的后果，却接受了另一种核威慑形式及其可能带来的核武器使用。政策争端并非在核危险与安全之间作出简单选择，而是关乎哪些军事任务切实可行、需要多大的毁灭能力，以及为支援战场而设计的武器能否始终局限于这一用途。奥本海默的论点揭示，战略轰炸既是一项军事计划，也是一种政治承诺——它将毁灭性力量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即便旨在限制这种力量的替代方案，也有可能使核冲突变得更容易被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