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非正式秘密小组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共产党非正式秘密小组是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交往形式,并非有明确边界、成员名册、固定规则或一贯纪律的组织。谢瓦利埃与J.罗伯特·奥本海默之间的争议,核心就在于这种模糊性——谢瓦利埃记得他们都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而奥本海默则坚持说自己从未正式加入。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于举行过什么会议,也在于参与意味着什么,以及谁有权界定这种参与。

组织结构与实践

秘密小组可以定期召集成员,而不要求他们表现出正式成员的外在标志。在谢瓦利埃后来虚构化的叙述中,以奥本海默为原型的物理学家塞巴斯蒂安·布洛赫参加会议,其他参与者也把他当作成员,但他不交党费,并通过小组以外的渠道与党进行财务安排。小组讨论类似校园研讨会——参与者谈论思想与理论、时事、一名教师工会成员的活动、劳工运动、罢工,以及因公民自由而遭受攻击的人。

谢瓦利埃还描写了小组采取实际政治行动。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后,布洛赫提议发表文章,以适合有教养且善于批判的读者的语言阐释国际事务。他承担印刷与邮寄费用,并亲自撰写了大部分内容。这组名为《致教职员工报告》的文章表明,一个被描写为非正式的小组仍能协调政治工作,而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名参与者的主动性。

然而,这个术语并不表示存在一个有正式成员记录或统一承诺尺度的组织。谢瓦利埃解释说,这类秘密小组没有正式名册或固定规则,也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纪律约束。美国共产党可能认为与小组有关联的人已经作出重大承诺,但每个人都会自行划定承诺的限度。这些限度可能随时间改变,甚至在短期内发生变化。

谢瓦利埃的叙述

谢瓦利埃始终记得,直到1943年春奥本海默离开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之前,奥本海默都与他持有相同的左翼政治立场。他将两人共同的理想描述为社会主义社会,但也强调奥本海默并非教条主义者——在谢瓦利埃看来,奥本海默保持独立,不会自动追随党的路线。

谢瓦利埃在小说中重新塑造了这段记忆。1948年,他构思了一部小说,讲述一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建造原子弹并领导一个共产党非正式秘密小组的故事。由于找不到出版商,他于1950年搁置了手稿。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后,他重新着手修改;普特南父子出版公司于1959年出版了这部小说,书名为《欲为上帝之人》。小说对布洛赫的描写,将小组呈现为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像成员一样行事,也被他人视为成员,却并未正式加入。

小说的反响令谢瓦利埃不满。1964年夏天,他告诉奥本海默,自己的回忆录即将完成,并希望按照自己的记忆讲述他们共同加入小组的经历。奥本海默否认了这一说法。谢瓦利埃把这种否认理解为一种警告——如果公开提出这一说法,他可能会面临诽谤诉讼。1965年,他出版了《奥本海默——一段友谊的故事》,把所谓的秘密小组改称为“讨论小组”。从秘密小组、虚构化的共产党团体到讨论小组,这些称谓的变化既体现了争议的政治利害,也表明要为一个没有正式边界的团体划定明确界线有多困难。

对成员身份与承诺的争议

奥本海默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他通过美国共产党资助特定事业,包括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农场工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保护。他参加会议、提出建议,并帮助党的知识分子准备立场文件。与此同时,他没有党证、不交党费,也不受党的纪律约束。谢瓦利埃完全可以把这些持续的活动理解为成员身份的证据;奥本海默则认为,自己是在没有加入组织的情况下从事政治工作。

本书为一种居中的解释留有余地。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与共产党的关系可能比他后来承认或记忆中的更密切,但又没有谢瓦利埃所认为的那么密切。他承诺的程度无法有把握地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即使他曾有过特别投入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很短暂,并未持续下去。秘密小组的非正式性质有助于解释真诚记忆为何会出现分歧——在一名参与者看来,这种联系可能意义重大,但在另一人的理解中却不等同于正式成员身份。

奥本海默更广泛的智性生活也不支持将其视为具有封闭政治身份的人。他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也阅读《薄伽梵歌》、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本书强调,他的兴趣并不符合与共产党成员身份相关的僵化思维世界。他希望保留独立思考和自行作出政治选择的自由。20世纪30年代,他的核心政治承诺是在美国为社会与经济正义而努力;为此,他选择与左翼站在一起。

历史意义

秘密小组地位的不确定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的判断可能会把不同形式的参与压缩成同一个标签。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未能恰当地看待政治承诺的背景尤其具有破坏性——即使旁观者把它们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政治关联、共同事业、出席会议和正式成员身份也并非一回事。因此,谢瓦利埃与奥本海默之间的争议表明,一个非正式团体如何成为更具绝对性的政治指控的依据。

本书对官方原子政策机构的叙述构成了有益的结构性对照,但这些机构并非与秘密小组同类的组织。1945年5月31日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奥本海默作为四名科学顾问之一,与具名的政府官员共同出席;尽管科学家无权决定白宫是否在军事上使用原子弹,委员会的讨论仍属于正式的咨询程序。1949年10月,总顾问委员会开会三天,听取具名证人的意见并讨论氢弹;11月9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其建议进行记录在案的表决,结果为三票赞成、两票反对。这些有据可查的机构拥有明确的参与者和正式的结果。相比之下,秘密小组依靠非正式联系和对承诺的记忆而存在——正是这些条件使其含义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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