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

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是一位法学教授，他衡量法律教育的标准，是它对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有多大用处，而不是它的声望。在鲁迪·贝勒的讲述中，斯穆特投身公共服务的信念是真诚的，但他的课程和建议也展现出法律教育如何轻易脱离实践——学生被鼓励无偿助人，而他们遇见的人却仿佛认定他们已经拥有经验丰富的律师那般的智慧。

身份与教学

斯穆特五十岁出头，被描述为一位和善、略显散漫的学者，系着歪斜的领结，头发蓬乱，穿着红色背带裤。二十年来，他一直教授同事鲜少愿意开设、学生也少有选择的课程，包括《儿童权利》《残障人士法》《家庭暴力研讨课》《精神疾病患者问题》，以及一门俗称《老年人法》的课程。他曾提议开设一门关于未出生胎儿权利的课程，但随后引发争议，于是他休了学术假。

斯穆特的教学重点与主导法学院的职业抱负格格不入。他认为，学生入学时怀抱理想主义和服务他人的愿望，随后在三年的激烈竞争中，许多人渐渐只关心能否进入合适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并获得丰厚收入。他一再劝学生摒弃金钱、无偿工作，也是对这种风气的批评。鲁迪认可这番话的分量，尽管他觉得斯穆特的课很无聊，也承认自己已经开始厌恶法学院，并对法律实务感到不安。

在Cypress Gardens的工作

斯穆特带学生前往Cypress Gardens老年人中心，与有法律问题的人会面，使这门课成为学生初次接触客户的机会，而不只是局限于课堂讲授的练习。中心里的年长居民每天聚在那里，吃热饭、唱歌、彼此作伴；鲁迪描述的那一天，许多人戴着助听器，有些人坐轮椅，还有几个人午饭后已经昏昏欲睡。这里的氛围不像课堂那样正式，却更具要求——居民们的关注，使学生的法律身份变成一种期待，仿佛他们能够提供帮助。

聚会上，伯迪·伯德森小姐向众人介绍斯穆特和他的学生，说他们是来访者，会倾听居民的烦恼并免费提供建议。尽管周围环境沉闷，留下来的学生也不多，斯穆特看起来仍真心乐于到场。他拿起麦克风，广泛谈及医疗保健、预算削减、生前预嘱、税收豁免、虐待老人、保险赔付、社会保障、立法、养老院监管、遗产规划和药物等事项。他的涉猎范围体现了课程的实践目的，不过讲得太久，以至于居民开始打瞌睡，还有一人不时看表。

斯穆特并未因反应冷淡而打退堂鼓。他向众人致谢，承诺会再来，并坐到桌旁，等待居民前来向学生作个别咨询。他的认真与听众的困倦形成对照，令这一幕意味复杂——他全心投入这项工作，但光有善意，并不能让法律建议变得容易提供，也不能保证满屋潜在客户会像学生所期待的那样回应。

通过实践教学

咨询环节揭示了看起来几乎具备执业资格与懂得如何指导客户之间的差别。鲁迪仍是法学院学生，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客户会谈时吓得不轻；他坐在那里，手边放着法律记录本，脸上摆出一副显得聪明的表情。斯穆特的课程让他面对那些会依据这种表象来信赖他的人，尽管他的实践经验有限。这种安排使学生的教育具有双向性——他们本应提供帮助，同时也必须正视自身所知有限。

这门选修课只有两个学分，课业量很少；一个月后，学生人数已从十一人减至四人。按照鲁迪的说法，斯穆特不断呼吁学生无偿服务，也是学生流失的原因之一；而这门课要求不高，也曾是鲁迪最初选修它的原因。学生们这种矛盾的反应，使这门课成为公共服务理想与法学院学生实际面对的激励之间差距的鲜明例证。斯穆特不断带学生去接触真实的人；但学校的地位体系却让这类工作很容易遭到轻视。

对鲁迪·贝勒的指导

后来，鲁迪把一份三页的案件摘要和拟议策略交给斯穆特后，两人讨论了布莱克一家与大福利人寿保险公司的纠纷。鲁迪建议这家人联系出庭律师，并提起保险恶意拒赔诉讼；斯穆特仔细阅读分析，对其大加赞赏，并赞同这一建议。他的回应肯定了鲁迪得出的法律方向，尽管鲁迪仍是学生，而且案件尚未提起诉讼。

斯穆特也审阅了鲁迪关于伯迪小姐拟议修订遗嘱的工作。鲁迪告诉他，伯迪小姐生活宽裕，想重新立遗嘱，随后递给他一份五页的文件。斯穆特很快浏览一遍，便说看起来没问题，却没有仔细审查内容。他认识伯迪小姐多年，曾随学生前去拜访；得知她很富有时，他感到惊讶。鲁迪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包括伯迪小姐即将成为他的房东。这件事把斯穆特的慷慨和信任与草率审阅的局限并置起来——他的认可令人鼓舞，却不等于对文件进行了全面审查。

意义

斯穆特既不是声名显赫的诉讼策略专家，也不是讲课老练的演说者。他的重要性在于，即使周围的文化看重高薪工作和晋升，他仍坚持重视这类工作。在Cypress Gardens，他让学生直接接触年长居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对待鲁迪对案件的分析，并支持通过公益诉讼途径对抗一家强大的保险公司。这些时刻共同展现了他作为法律理想主义实践倡导者的一面；与此同时，鲁迪的讲述也保留了这种理想与不够完善的教学、有限的关注以及职业压力之间的摩擦，而理想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