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索·夸特与奥斯卡·洛巴托

鼓皮

洛伦佐·夸尔特与奥斯卡·洛巴托的关系在调查中形成,并在堂区住宅里受到考验——夸尔特以罗马派来的情报人员身份抵达,而年轻的副本堂神父则将他视作威胁普里亚莫·费罗神父与泪水圣母堂的教会阶层代理人。两人的首次直接交锋演变成一场打斗,但事后却转为坦率而尴尬的交谈。洛巴托没有消除夸尔特对维斯佩拉斯的疑虑;相反,他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坚持说自己已在教堂存续之争中选定了阵营。

尴尬的相遇

夸尔特对洛巴托的怀疑,源于对维斯佩拉斯的调查;这名黑客曾向罗马发送讯息。夸尔特搜查住宅时,发现了二十页关于十字若望的电脑打印稿,以及五个塑料盒,每盒装有十二张三点五英寸磁盘。这些材料看起来值得查验,却既不能证明洛巴托就是维斯佩拉斯,也不能证明磁盘里存有证据。夸尔特断定自己必须再来一趟,把磁盘复制下来,之后再从容检查。他还推断,住宅里没有黑客行动所需的设备和可用电话线,因此维斯佩拉斯并非在那里进行操作。

洛巴托在住宅里撞见夸尔特,质问他在做什么,搜查就此结束。夸尔特回答说自己只是在四处看看,随后试图离开;洛巴托挡住了狭窄的通道。夸尔特叫他别犯傻,但双方还是动起手来。洛巴托胡乱挥出一拳,夸尔特躲开了,随后洛巴托一拳擦过夸尔特的下巴。夸尔特踢中他的裆部,又朝他耳后打了一拳,使这名副本堂神父跪倒在墙边。

这场暴力并未造成长久的隔阂。夸尔特捡起洛巴托掉落的眼镜,扶他去了起居室;年轻神父瘫坐在椅子上,椅面压着几本《新生活》杂志。夸尔特从厨房给他端来水。镜片上沾着一大片指纹,头发也被汗水浸湿的洛巴托,与其说像敌手,不如说像一个被压力压垮的人。夸尔特道了歉,洛巴托最终承认自己失去了控制。夸尔特回答说他们两人都失了控,接着表示自己来此并非为了惹麻烦,而是想弄清楚情况。

猜疑与坦诚

夸尔特借着这片脆弱的平静解释自己的调查。他提到服从、电脑黑客,以及罗马收到的讯息,随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怀疑——有人认为洛巴托就是维斯佩拉斯。按照夸尔特的说法,这一指控依据的是年龄、教育背景和兴趣可能相符;他询问洛巴托是否懂电脑。住宅里发现的证据此前已使夸尔特拿不准——这些东西足以成为调查线索,却不足以证实有罪;而缺少合适的操作设备,也削弱了黑客活动源自那里的说法。

洛巴托没有向夸尔特认罪,也没有解释技术细节。相反,他把谈话从黑客的身份转向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他坐直身子,迎着夸尔特的目光说,眼下正在打仗,而他已经选好了阵营。他坚持认为费罗神父善良而诚实,对手却并非如此。夸尔特问对手是谁,洛巴托说,从银行到总主教,所有人都算在内,还包括那些从罗马派夸尔特来的人。他的笃定让两人之间的冲突更为尖锐——在夸尔特眼中,洛巴托可能掌握证据;在洛巴托眼中,夸尔特属于针对费罗的那套机器。

作为战壕的教堂

洛巴托借“教堂是一座战壕”这一说法解释自己的立场。夸尔特听说过这种说法,因为费罗神父也用过。当夸尔特说自己看不出洛巴托的灵魂与教堂有什么关系时,副本堂神父回答,有些教堂之所以更不可或缺,是因为它们所容纳或象征的东西。夸尔特问它们需要抵御什么,洛巴托转向窗户,拉开窗帘,面对窗外景色回答——教会本身。

他的谴责既针对眼前处境,也着眼于历史。他认为,教会背叛了最初传扬的信息——因宗教改革而失去欧洲大片地区,十八世纪将理性逐出教会,又疏远了那些认为教会站在所有者与压迫者一边的工人。照他的说法,如今教会又在失去年轻人和女性;最后剩下的将是空荡荡的长椅和老鼠。因此,受到威胁的堂区不仅仅是一块存在争议的地产。在洛巴托看来,守护它意味着抵制制度性的屈从与沉默,而夸尔特此行似乎正是要带来这种屈从与沉默。

洛巴托还把教会的内部文化描述成由形式、野心与妥协构成的体系。他说,在神学院里,想要出头就得选定一位能帮年轻神父得以发展的教授、朋友或主教。他曾以为,神父在祭坛前的举止不过是礼仪;但据他所述,经历让他明白,神职生活中还有其他形式的鞠躬。他的讲述使他的反对带有个人色彩,却并非出于个人怨恨——在他看来,教阶制度的习惯妨碍了神父向人们提供有意义的标记这一职责,使人们容易受到算命者、占星家和兜售灵性的人蛊惑。

选择阵营

洛巴托的忠诚与夸尔特任务的官方要求形成对照。罗马指示夸尔特开展情报调查,保持严格中立,并避免引起公众注意或丑闻。这并非抽象的顾虑——三个月内,这座教堂发生了两起真实的死亡事件;与此同时,塞维利亚卡图哈诺银行已有一项开发计划,并向教区提供补偿,为塞维利亚最贫困的街区之一兴建教堂提供资金,还支持在罗姆人社区开展社会工作。总主教称这笔交易有益;夸尔特则看出,堂区的未来与相互竞争的机构利益交织在一起。洛巴托拒绝接受那种会让这些利益不受质疑的中立立场。

他说自己的麻烦已经开始,但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还不到二十七岁,相信自己可以改行并在别处重新开始;然而,他打算留下来,无论被派往何处都会抗争。他称这是发现了自己的圣召——做一名令人不快的司铎。这番宣告重新诠释了先前的打斗。夸尔特和洛巴托曾在走廊里肢体相搏,但他们更深层的冲突,关乎服从意味着什么,以及司铎究竟应该维护制度上的平静,还是公开守护受到威胁的群体。

从这次相遇所留下的证据来看,两人的关系仍未有定论。夸尔特既未证明洛巴托就是维斯佩拉斯,也未能说服他放弃支持费罗;洛巴托则明确表示,他不信任夸尔特所代表的调查人员和当局。然而,这场交谈改变了调查的性质。副本堂神父不再只是一个凭间接线索锁定的潜在黑客——他成了一名言辞清晰的堂区捍卫者,愿意为反对他所认为的教会背叛自身信息而承担职业后果。

制度压力与矛盾的中立立场

夸尔特与洛巴托之间的紧张关系,属于一场更大的斗争——究竟由谁决定教堂的未来。在夸尔特出发执行任务之前,对外事务研究所所长警告说,伊瓦什凯维奇枢机支持圣座信理部以“旧式”手段介入。然而,教宗希望进行适当调查,并认为让圣座信理部介入过于极端。这个区别对夸尔特而言很重要;他对圣座信理部的新旧手段都心存不安,因为这让他想起一些痛苦往事,其中包括尼尔森·科罗纳之死——夸尔特曾为这位巴西神父的棺木提供木料。因此,这场调查并非一名外来者与堂区之间的中立接触——夸尔特带着那些他不信任其手段与历史的机构所赋予的权力来到此地。

枢机将夸尔特的任务严格限定为搜集情报,要求他保持“极其审慎的中立”,避免引起公众注意,并在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前报告调查结果。他警告说,公开宣扬真相并不总能让人自由;这使低调行事听起来不像程序上的保障,反倒像一种可能用于压制问题的手段。夸尔特遵从了正式任务,但他自己的思绪流露出对那些宁可让别人承担责任、自己却想保持清白之人的怀疑。因此,洛巴托后来拒绝屈从与沉默,回应的不仅是当地争端,也包括罗马派夸尔特前来调查时所设定的条件。

在教区层面,科尔沃总主教将开发提案描述为务实的解决办法。塞维利亚卡图哈诺银行将利用教堂用地;尽管教区只有基于三百年礼拜历史的道义主张,银行仍会给予补偿;银行还将资助在塞维利亚最贫困的街区之一兴建一座新教堂,并设立基金会,支持罗姆人社区的社会工作。科尔沃称,在堂区奉献箱几乎空空如也的当下,这个提议十分慷慨;夸尔特则没有表示支持。总主教称,交易受阻是因为一名即将退休的神父顽固不化。洛巴托对费罗神父的维护,因而正面挑战了一桩以慈善供给为名的交易,同时也质疑那些使拆除看起来可以商量的制度决定与沉默。

这种对照也说明,两人之间的谈话不能简单归结为夸尔特怀疑洛巴托就是维斯佩拉斯。夸尔特执行的任务要求他收集证据、保持克制与中立;洛巴托却把受到威胁的堂区视为前线,认为中立就等于站在那些早已针对堂区的势力一边。他们的分歧首先关乎道德与制度,其次才是个人,尽管它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无论银行的优厚提议,还是教阶制度对低调行事的要求,都没能说服洛巴托退让——他选择留在被派往之处,反对他所认为的教会背叛其最初信息之举。

作为战壕的教堂

洛巴托借“教堂是一座战壕”这一说法解释自己的立场。夸尔特听说过这种说法,因为费罗神父也用过。当夸尔特说自己看不出洛巴托的灵魂与教堂有什么关系时,副本堂神父回答,有些教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所容纳或象征的东西。夸尔特问它们需要抵御什么,洛巴托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回答说——教会本身。

他的谴责既针对眼前处境,也着眼于历史。他认为,教会背叛了最初传扬的信息——因宗教改革而失去欧洲大片地区,十八世纪将理性逐出教会,又疏远了那些认为教会站在所有者与压迫者一边的工人。照他的说法,如今教会又在失去年轻人和女性;最后剩下的将是空荡荡的长椅和老鼠。因此,受到威胁的堂区不仅仅是一块存在争议的地产。对洛巴托而言,守护它意味着抵制夸尔特此行似乎带来的制度性屈从与沉默。

洛巴托把教会的内部文化描述成由形式、野心与妥协构成的体系。他说,在神学院里,想要出头就得选定一位能帮年轻神父得以发展的教授、朋友或主教。他曾以为,神父在祭坛前的举止不过是礼仪;但经历让他明白,神职生活中还有其他形式的鞠躬。在他看来,教阶制度的习惯妨碍了神父向人们提供有意义的标记这一职责,使人们容易受到算命者、占星家和兜售灵性的人蛊惑。

承诺与相遇的限度

洛巴托没有把自己的反对说成一时的抗议。他说自己的麻烦已经开始,却并不后悔选择阵营。他还不到二十七岁,相信自己可以改行并在别处重新开始;但他将留下来,无论被派往何处都会抗争。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起了个名字:“令人不快的司铎”。这番宣告使堂区住宅里的冲突更清楚地体现出两人的分歧——夸尔特想要理解并调查,洛巴托则接受反抗那些他认为威胁费罗神父与教堂的当局所带来的后果。

这次相遇并未消除他们的核心疑虑。夸尔特尚未证实洛巴托就是维斯佩拉斯,洛巴托也没有供认或说明黑客行动的技术细节。清楚的是两人立场的分歧——夸尔特奉罗马之命前来搜集情报,同时保持中立;洛巴托不信任这项任务背后的机构,也拒绝把守护堂区与反对教阶制度割裂开来。因此,他们的关系既非尘埃落定的友谊,也不是简单的调查者与嫌疑人关系。经历暴力、道歉和一场格外坦率的交谈之后,两人都更清楚地了解了对方的立场,但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