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自由国家的危机与崩溃

意大利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与崩溃，是在制度形式上仍在运转、却日益无力掌控局势的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展开的。政府、选举、议会辩论和紧急命令依然存在，然而政治暴力未受制止，各派互相阻挠，官员则转而寻求法西斯组织协助。因此，崩溃既非瞬间发生，也非彻底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国家自身的应对措施反而助长了挑战其权威的力量。

战后疲惫与国家力量的削弱

这场危机形成于一个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大人员损失、数百万士兵返乡影响的社会。战后政治图景被描绘成一座舞台，昔日领袖已然退场，而五百万退伍军人重新涌入公共生活。幸存的政治阶层似乎无力应对变化的规模；叙述所着重的仍是进一步冲突的前景，而非已经稳固的和平。对疲惫状态的描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困境并未被说成某届内阁的一时失误，而是对战前治理意大利的制度和政治习惯失去信心的更广泛表现。

战后时刻相互竞争的象征，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信心的丧失。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将阜姆描绘成青春洋溢、充满活力并面向未来的地方，以此对照凡尔赛外交的疲态。他的言辞本身并不能证明国家已经崩溃，但展现了当既有秩序显得犹豫而疲惫时，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如何宣称自己体现了复兴。后来，法西斯言辞同样将民族重生说成衰落的解答。这些主张赋予危机以意识形态层面——制度软弱不仅可以被描述为行政失灵，也可以被视为需要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证据。

国家对法西斯力量的依赖

当自由主义国家寻求法西斯合作以遏制革命对手时，一种决定性的矛盾显现出来。在米兰，米凯莱·比安基已安排法西斯团体协助省长维持公共秩序。随后，一份政府机密通令敦促法西斯分子合作镇压革命企图，包括使用暴力，但条件是这些团体接受官方指挥。国家面对的并非单纯来自外部的挑战。为了对付一种威胁，国家动用了一个拥有武装能力和政治野心、并将进一步侵蚀其权威的运动。

乡村冲突造成死伤后，相关应对措施展现了其后果。八人死亡、约三十人受伤后，劳工会号召全省举行持续七十二小时的大罢工。公共和私人服务的停摆，加深了人们对日常行政已无法控制冲突的感受。作为回应，农民、制造商、商人、专业人士、公务人员和房主组织了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该协会代表团向总理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表示，国家面对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已经放弃履职，并提出以自卫之名取而代之。这一事件表明，对失序的恐惧如何促成新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声称拥有公众认为国家已放弃的权力。

法西斯影响力也通过地方结盟和资源不断扩大。埃斯滕塞城堡屠杀后，费拉拉迅速出现新的法西斯支部；法西斯监察员马里诺尼发现，其中许多支部除了反对社会主义者之外，几乎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土地所有者提供物质支持；他们的领袖以赞助成员身份加入，并将子女登记为行动队成员。到12月20日，他们已向法西斯资金捐入两万里拉。贝尼托·墨索里尼试图避免乡村法西斯主义显得依附大土地所有者，并推动一项计划，将未耕种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耕作者。然而，这一公开纲领与运动在财政上依赖土地所有者支持者之间的反差，揭示了国家对秩序的垄断日益削弱，如何与私人庇护和地方权力交织在一起。

议会参与与政治瘫痪

法西斯的推进并非只发生在议会制度之外。1921年，法西斯分子获准加入全国联盟，标志着他们从战壕和街头的暴力进入议会舞台。声称党派候选名单不容讨论、投票即可决定一切，体现了这一新地位被确立时所展现的纪律性。选举活动仍伴随着暴力——投票日，九座城市的冲突造成二十九人死亡、一百零四人受伤。然而，这场选举也使法西斯代表进入了一个本已严重分裂的议会。乔瓦尼·乔利蒂原本希望利用法西斯分子对付社会主义者并巩固政府；但结果却是议会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分裂成彼此敌对的团体和派系。

这段叙述将其称为民主危机的尖锐阶段。年轻的法西斯党在意大利王国第26届议会开启议会生涯，而下一届议会则被预期将成为第一个法西斯议会。贝尼托·墨索里尼本人的选举成功，尤其凸显了这一转变——他在米兰获得十九万七千票，在博洛尼亚获得十七万三千票。一个与强制手段相联系的运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选举阵地。议会程序仍在延续，但程序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政治竞争仍有保障，也不意味着这些机构能够控制自己接纳的力量。

到1922年初，内阁不稳和经济丑闻加剧了瘫痪。贴现银行破产，其所有者曾挪用储户存款为自己的企业融资；这使数千名小额储户倾家荡产，并促成一场危机，导致国家近一个月没有政府。曾支持伊瓦诺埃·博诺米自由主义多数派的团体分裂又重组，试图推翻他。天主教势力内部也意见分裂，而社会主义者则即将分裂为三派。社会主义议员切利提出加强公共秩序的动议，却在无意中促成了博诺米倒台。尽管该动议表面上对墨索里尼不利，他仍予以支持，由此避免被孤立，并帮助阻止反法西斯政府成立。议会角力仍在继续，但派系否决和个人竞争使议会既成为政府工具，也成为动荡根源。

遏制失败与起义临近

围绕法西斯武装组织的冲突，明确暴露了国家权威的失灵。1921年12月15日，博诺米发布一份省长通令，将警棍视为须持有许可证方可使用的武器，并把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列入非法组织。不到四十八小时，新当选的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米凯莱·比安基便发布指令，宣称党支部与战斗小队不可分割。该指令刊登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政府没有逮捕这位宣称党拥有武装民兵的党总书记。博诺米反而发布另一份通令，抱怨省长没有执行他的公共秩序指示，其中包括禁止民众在星期日散步时惯常携带带钉棍棒和狼牙棒。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发布规则与拥有落实规则的权力之间的距离。

1922年的议会危机清楚表明了这种软弱所关乎的利害。墨索里尼公开宣称，法西斯党必须在成为执政党与继续作为起义政党之间作出选择，同时继续与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派、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谈判。他的策略灵活性与法西斯黑衫队迫切诉诸暴力的倾向形成对照，但叙述强调，他的策略依赖于等待自由主义秩序在政治上已变得难以为继之时。菲利波·图拉蒂和社会主义者可能在天主教势力支持下加入政府时，墨索里尼在米兰办公室等待；他知道，社会主义政府或乔瓦尼·乔利蒂重新执政，都可能威胁法西斯权力。因此，运动既能把自己塑造成潜在的执政伙伴，又能作为起义力量，这种能力加剧了国家危机。

1922年10月，政府准备针对向罗马进军实施戒严。上午六时，路易吉·法克塔向埃马努埃莱·普利耶塞将军发送书面防御命令；半小时后，逮捕煽动叛乱责任人的命令送达各省长。上午七时五十分，宣布戒严的电报草稿拟定；八时三十分，公告张贴在罗马。这些具体步骤表明，国家仍拥有法律程序，也有能够准备应对措施的官员。与此同时，这些步骤也凸显了应对措施在政治上的脆弱性——其权威取决于最高层的决定，而法西斯力量已在街头挑战政府。这一事件显示了纸面上存在紧急权力，与国家能否果断动用这些权力之间的差别。

崩溃之后的制度

这段叙述并未将崩溃视为所有制度的消失。1922年11月16日，众议院挤满了旁听者、外交官、参议员和前议员；墨索里尼与部长们一同入场。除左翼议员外，其他议员都起立鼓掌，旁听席上的公众也随之欢呼。向罗马进军才过去十五天，这场事件便已被重新诠释为截然不同的事物，从不流血的革命到一场闹剧皆有。议会大厅仍是举行公开仪式的场所，但拥挤的欢迎场面显示，新政府有能力将权威危机转化为一场彰显民众认同的表演。

墨索里尼的政治言辞强化了这一转变。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使意大利人凝聚成民族、恢复国家并引导群众的力量；这些主张将秩序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后来，在公共形象塑造中，他以新人面貌出现，与旧政客相对照；一场法西斯集会则将运动从少数追随者发展为大军团，描绘成一个人民成为民族、民族成为国家的过程。这些表述把自由主义国家的失败变成取而代之的正当理由。然而，叙述中的对照意味鲜明——恢复秩序的承诺，出自一个曾助长暴力成为政治生活常态的运动。

议会继续存在，并未解决它是否还能制约权力的问题。1924年5月30日，阿尔弗雷多·罗科让贾科莫·马泰奥蒂在意大利众议院发言。场景将马泰奥蒂描绘成孤立一人，他尚未开口便已遭到可闻的敌意。他的出场表明，议会异议仍然存在，但也显示这种异议是在排斥与压力的氛围中表达的。纵观这些事件，衡量危机的标准不仅是政府倒台或紧急法令的拟定，也包括制度能够独立行动的空间日益收窄。自由主义国家的崩溃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其正式场所仍然存在，但治理暴力、维持政治竞争和要求服从的能力，却日益脱离其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