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衫队持续性政治暴力

法西斯黑衫队暴力并非一连串孤立的街头冲突，而是一种持续的政治行动方式——它可以按照军事模式组织起来，转而对付运动内外的反对者，并被辩护为法西斯主义民族计划的一部分。叙述中，复兴与纪律统一的承诺，与针对劳工组织、政治异议者和民选议员的攻击并列出现；不断扩大的暴力记录既成为胁迫手段，也显示自由主义国家遏制暴力的能力日益衰退。

社会冲突与有组织的武力

暴力在围绕劳动、财产和政治权威的冲突中逐渐成形。在法西斯运动兴起中心博洛尼亚，劳工组织之间的竞争和日益激进的革命言论，使雇主和中产阶级感到进退两难。社会主义市长扎纳尔迪被描述为性情温和，但他试图通过鼓励租户主张拥有优雅住宅的所有权，来跟上这股骚动。领取面包以加入工会为条件，一些雇主则考虑出售企业，而不愿继续承受他们认为难以忍受的压力。叙述描绘了一座日常必需品和财产控制都已卷入日益激烈政治斗争的城市。

在乡村，冲突围绕农业劳动的控制展开。在艾米利亚，社会主义者掌管280个市镇中的223个，而农民联盟日益开始管理雇工聘用、轮班、脱粒机、种子供应和作物。农业工人平均每年只有120天有活干，因此在农闲时，工资关系到生计；相比之下，地主关心的则是利润和控制权。由此，叙述为乡村斗争揭示了物质基础——农民联盟对劳动组织的支配，有助于解释地主及其盟友为何试图以武力瓦解这些联盟。

1月23日的费拉拉远征被描述为行动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数十名武装人员动身前往周边乡村，卡车由农业协会提供。他们计划袭击圣马蒂诺、阿古谢洛、科纳、福索诺瓦·圣比亚焦、德诺雷和福索诺瓦·圣马可的农民联盟。这次行动旨在同时打击多个地点，依靠突袭和预谋暴力，而非临时发生的冲突。其军事化组织方式，使黑衫队暴力成为攻击农民联盟地方基础设施和权威的手段。

这场行动还依赖城市以外的动员。5月11日午夜，数千名贫困男子在地方领袖的组织下，从偏远的费拉拉农舍动身前往城市。他们徒步、骑自行车、乘马车，也乘坐沿戈罗河波段和沃拉诺河波段前行的驳船。多样的交通方式和夜间协同，使这场行动具有群众动员和后勤组织的规模——黑衫队行动不仅与武装团体相关联，也连接着一个能够从整个乡村召集人手的有组织网络。

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暴力

叙述反复呈现法西斯暴力与旨在规范暴力的制度之间的冲突。博诺米首相试图控制黑衫队，但未能奏效。宪兵队被描述为转而支持法西斯主义，纪律委员会为他们开脱，司法机关也无法有效采取行动。12月15日，博诺米发布省长通令，将警棍视为需要许可的武器，并把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列入被视为非法的组织。不到48小时，新当选的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米凯莱·比安基便以指令反击，宣称党部和战斗小队不可分割。该指令刊登在《意大利人民报》上，使冲突公开化——政府试图依法划分组织并加以约束，政党则宣称两者在组织上统一。

运动自身关于纪律的主张也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法西斯主义教义拒绝民主理想，即群众通过日常政治参与采取行动的观念，并把聚集在一起的个体描述成缺乏一致性、受本能驱使的集体。它转而要求严格的军事等级和纪律，并将党员身份比作士兵的身份认同。然而，叙述也记录了法西斯主义内部的争斗、竞争和地方控制权之争。因此，秩序的言辞与既非政治温和、也未摆脱派系冲突的实践并存；纪律是一种被宣称的理想和指挥手段，并不能证明暴力已经消失。

这种摩擦在费拉拉清晰可见——巴尔博应对内部叛乱时，派迪诺·格兰迪担任特派员，并安排将佩鲁贾民兵中六名可靠成员派往该城。他们的任务是镇压法西斯异议者，并恢复托马索·贝尔特拉米的指挥权。这场行动甚至波及法西斯主义者历来视为能够躲避政治追捕的地方。到6月底，异议者已被驱逐，贝尔特拉米也恢复了职务。这一事件显示黑衫队暴力转而指向内部——有助于建立地方权力的武力，也被用来消除对其指挥结构的挑战。

街头之外的目标

阿尔弗雷多·米苏里的遭遇，将议会中的公开异议与议会外有组织的恐吓联系起来。5月29日，议员和旁听者挤满议事厅，准备聆听一名预期会从运动内部提出批评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日出版的《克雷莫纳新报》刊载了克雷莫纳法西斯领袖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文章，呼吁发动新一轮黑衫队暴力，以完成革命并粉碎异议。文章题为“第二波”，在米苏里预定的演说即将在议会舞台上让异议公开之际，为重新施加胁迫提供了政治理由。

后来，有人看到米苏里在蒙特奇托里奥宫周围的街道上遭人跟踪；跟踪者乘坐一辆在维米纳莱宫庭院中找到的蓝旗亚汽车。他们在杜埃·马切利街附近等候。米苏里离开一处公共厕所时，阿尔科诺瓦尔多·博纳科尔西拿着棍棒走近他，既没有遮掩，也似乎毫不迟疑。从一名著名异议者离开议会，到遭人监视，再到受到袭击，叙述中的这一连串过程显示，政治反对者面对的不只是辩论或党内纪律，还会在议事厅之外遭到追踪。

对切萨雷·福尔尼的袭击，同样发生在一个派系竞争、理想受到争议的运动之中。4月25日，弗朗切斯科·朱恩塔和福尔尼在罗马人民门外进行了一场佩剑决斗。他们的冲突交织着个人竞争、女性、地盘控制和理想遭背叛等因素。福尔尼辞去民兵第一辖区指挥官一职；该辖区涵盖工业三角区。他以此抗议自己所认为的罗马法西斯主义者腐败现象。这一事件并未把黑衫队暴力描绘成一股顺利朝共同目标前进的统一力量——个人野心和派系纷争反复动摇运动关于团结的主张。

在米兰中央车站，针对福尔尼的袭击经过了另一种协调安排。手持棍棒的人在楼梯底部、旋转闸门附近等候；几列火车几乎同时到站后，人群从车站顶棚下涌出。福尔尼现身时，袭击者从背后打他，周围人群随即散开。公共车站成为一个毫无防护的政治空间——人群的存在并未带来保护，袭击者的组织行动则把一次平常的抵达变成了预谋袭击。

议会、记录与升级

贾科莫·马泰奥蒂记录法西斯暴力的努力，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累积性的衡量依据。几个月来，他有条不紊地撰写一本准备在年底出版的书——《法西斯统治的一年》。他的记录列出42起杀人事件、1,112起棍击、殴打和伤害事件、184起建筑物和住宅遭毁事件，以及24起报社遭焚事件。每一条新增记录都扩大了有据可查的暴力模式，同时也加深了马泰奥蒂的孤立感，甚至使他在自己的政党内部也愈发孤立。菲利波·图拉蒂劝他放弃这个项目，指责他对较温和的同僚抱有“先入为主的敌意”。这些数字展现了暴力的政治规模，而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则显示，记录暴力本身也成为争议所在。

在议会中，马泰奥蒂继续提及选举期间有武装民兵在场。随着打断和抗议声不断增加，他坚持指出，政府拥有一支可用于胁迫选民的武装力量，并强调这支民兵由同一政党的公民组成；该党原本应当弃权，却反而大批出现在现场。这一场景将议会辩论的正式场合，与党派武装组织施加的压力并置。他的论点指出，胁迫并非政治边缘偶然出现的过激行为，而是影响政治竞争的一个条件。

威胁也延伸到了其他反对派人物身上。6月3日，克雷莫纳法西斯领袖罗伯托·法里纳奇告诉乔瓦尼·阿门多拉和其他反对派领袖，法西斯主义者当初没有开枪打死他们，实在是错了。数小时后，贝尼托·墨索里尼下令、切萨雷·罗西组织的一场法西斯团结展示，最终演变成一次追捕行动——数百名法西斯黑衫队成员在蒙特奇托里奥宫周围的狭窄街道上追踪社会主义议员。这一事件把议事厅中的威胁言论与议会外的协同行动联系起来，使议会政治与街头暴力之间的界限日益脆弱。

叙述还将“第二波”行动的提议重现，与更宏大的民族重生言辞并置。理想中的法西斯“新人”被塑造成青春洋溢、充满活力、能够开启新时代的人；年长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则被描绘成衰落时代的遗存。在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对军团成员的演说中，1919年被说成阜姆之年，而不是凡尔赛谈判之年——凡尔赛象征着一个精疲力竭、充满恐惧的欧洲；阜姆则象征青春、生命、信仰，以及由死者和未出生的后代共同延续的未来。这种对照把暴力置于民族复兴的叙事之中，但叙述记录的袭击和派系冲突，揭示了这一承诺之下的胁迫实践。

政治意义与局限

叙述中的场景从控制农业雇工聘用，到在火车站恐吓他人，再到威胁民选议员，不一而足。这些行为反复出现，构成了黑衫队暴力鲜明的政治特征——它攻击反对者借以施加影响的组织，向挑战法西斯权威的个人施压，并使公开行使政治权利变得愈发危险。与此同时，这些攻击并未建立稳定、统一的秩序。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竞争、政府限制准军事活动的努力，以及马泰奥蒂不断累积的记录，都揭示了一场围绕武力由谁掌控、是否有任何机构能够追究其责任的斗争。

军事纪律作为理想，与胁迫作为政治实践之间的对照，是这一主题的核心。法西斯主义把民族描绘成一个有待统一、整顿和复兴的整体；在实践中，黑衫队却通过针对劳工运动、异议者和议会反对派的有组织暴力来强加这种所谓的统一。其结果并非仅仅是一连串袭击，而是对政治生活条件本身施加压力——组织遭到攻击，表达异议要付出代价，而正式制度虽仍然存在，保护反对派的能力却明显遭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