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南遮在加尔多内的自我流放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在加尔多内自我流亡，是他退出公共政治行动的一种方式，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在加尔达湖畔的别墅里，这位诗人既是一位因阜姆事业而备受尊崇的人物，也是一位日渐疏离的权威——法西斯异见者前来寻求他的领导，但他迟迟不予答复；后来，他谴责农业利益相关者所涉的暴力，更凸显了他的理想与以他之名发展的运动之间的鸿沟。

隐居与阜姆记忆

到1921年8月，邓南遮已在加尔达湖畔自我流亡十八个月。远离政治生活，并未抹去他早年在阜姆领导行动所积累的声望。1920年1月，他将1919年描绘成一个由阜姆定义的年份，而非由凡尔赛和会定义；他把阜姆与青春、生命、英雄行动，以及由死者和未出生者共同推动的未来联系起来。尽管阜姆人并不希望他离开，他仍选择留在那里，并称那里是灵魂更自由的地方。然而，同一叙述也呈现了这种权威的局限——意大利人并未追随他，叙述者并指出，他关于青春的语言开始显得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加尔多内的景象让这种距离变得真切，却并不简单。隐居期间，邓南遮体重增加，尽管他曾经推崇严格保持身形，并且不饮酒。对于长期在远处敬仰他的伊塔洛·巴尔博而言，这一变化十分醒目。但诗人的公众理想与其变化后的外貌之间的反差，并非仅仅是个人之事。这位昔日指挥官曾与行动和英雄式奋斗联系在一起，如今却在一座僻静别墅中接待来客，周围环绕着私人世界里积累的物品与书籍。他的隐居让他更难接近，却并未使他无关紧要。

重返领导地位的提议

法西斯势力反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和解政策后，决定性的考验随之而来。1921年8月16日，来自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六百个法西斯团体否定墨索里尼，并宣称只要争端仍在持续，他们就不会放弃使用暴力的能力。当晚，巴尔博和迪诺·格兰迪离开博洛尼亚，前往加尔多内，邀请邓南遮领导这场运动。他们的行程使别墅成为一个可能的政治权威中心——异见者希望诗人的声望能为他们的叛离指明方向，并赋予其正当性。

1921年8月17日上午，邓南遮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接待两位年轻来访者，四周挂着厚重窗帘，物品和书籍密密地陈列着。他没有直接回应他们的政治提议，而是长篇谈论其作品《夜曲》的新版。他称这部作品是对死亡的沉思，写于他暂时失明期间；此前，他飞往的里雅斯特时遭遇迫降事故，他的朋友兼飞行员朱塞佩·加拉西尼·加尔巴里诺因此丧生。这件事将他的文学关切与失去联系起来，却没有给巴尔博和格兰迪他们此行所求的答复。听完他们的提议后，邓南遮请他们给自己一夜思考时间，并说他会先观察星辰，再作决定。

来访者等过了第二天，一直等到8月18日。他们在湖畔小镇的时光充满拖延，而非政治行动——格兰迪给密谋者写信，巴尔博则忙于追求女仆。8月18日晚些时候，他们再次回到别墅时，邓南遮没有接见他们。他的仆人转告他们还得继续等待，因为昨夜的征兆并不明朗，星辰或许并不吉利。他没有直接以政治理由拒绝，但这一决定的结果却是明确的。巴尔博和格兰迪愤然离去，深感受辱，也未能得到他们寻求的领袖。他们考虑下一步去往何处时，听说墨索里尼已辞去法西斯中央委员会职务；这凸显出他们在加尔多内等待期间，运动内部的局势仍在不断变化。

隐居与运动路线的变化

这次未果的拜访揭示了邓南遮的象征性权威与法西斯政治的实际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六百个地方团体拒绝和解协议之际，异见者需要一位领袖；邓南遮却延长了思考时间，让自己的决定始终遥不可及。因此，他在加尔多内的角色既不是直接掌权，也不是简单退隐。他的声望使他成为一个可以设想的墨索里尼替代人选，但他的隐居并未及时为前来寻求指引的人提供方向。

这种距离也与墨索里尼的政治方式形成对照。异见法西斯分子希望把运动置于邓南遮的领导之下之际，墨索里尼则同时借助运动政治和国家机构行事。1919年，在他的指示下，米凯莱·比安基与米兰城省长安排法西斯团体参与维持公共秩序。随后，一份政府机密通令敦促法西斯分子在官方指挥下合作镇压革命企图，包括采取暴力手段。后来，随着向罗马进军临近，墨索里尼在一间设有路障的办公室里接待伦巴第工业家，讨论汇率、政府债券和意大利在海外的信用；会后，他们安排向法西斯党管理人存入两百万里拉。这些事例展现了有组织的政治与财务运作，而邓南遮的隐居立场与之相去甚远。

对农业法西斯主义的批评

加尔多内并非始终沉默。1922年5月13日之前的几周里，邓南遮结束自我流亡期间的沉默，公开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状况，重点批评与农业利益相关者相联系的暴力。他的批评出自一位仍与伟大功业和理想相联系的人物之口，也使乡村中早已显露的冲突更加尖锐。一场造成八人死亡、约三十人受伤的屠杀之后，当地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随后，地方商界和专业人士团体组织了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宣称已准备好取代他们认为未能保护自己的国家。此后，地主及其他乡村利益团体日益努力支持法西斯组织。

到1920年底，墨索里尼派出的一名巡视员发现，费拉拉许多新成立的法西斯支部既无政治内容，也无思想纲领，其存在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农业利益团体提供物质支持；到12月20日，他们已向法西斯资金捐助两万里拉。为应对依赖大地主所带来的风险，墨索里尼推动一项计划，将未耕种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亲自耕种的定居者。邓南遮1922年的批评，针对的是一个地方权力日益与这类农业利益纠缠在一起的运动。因此，他的自我流亡不只是地理上的退隐——加尔多内成为一个观察立足点，使他能够拒绝支持，并在后来谴责运动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身处当地的政治人物仍继续组织行动，并不依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