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残缺胜利”情绪

意大利“被阉割的胜利”情绪，指的是塑造这个国家战后心态的悖论——意大利虽已获胜，但许多意大利人认为，和平协定没有兑现胜利所承诺的一切。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为这种怨愤赋予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意象。这个说法让失望仿佛成为国家本身的创伤，将外交主张与战争损失联系起来，并为大众政治提供了一套有力的话语。

胜利与匮乏的起源

这种情绪是在战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背景下形成的。书中描述了欧洲一千一百万人死亡，以及五百万名意大利士兵回到一个旧有政治秩序似已精疲力竭的国家。意大利的胜利既无法让死者复生，也不能保证和平会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期望。相反，牺牲的规模让意大利究竟获得了什么，成了格外尖锐的问题。归来的退伍军人看起来不只是复员人口，也是一股冲击现存政治世界边界的力量。

领土争端让这种怨愤有了具体形式。1915年《伦敦条约》承诺，如果意大利与俄罗斯、法国和英国并肩参战，便可获得达尔马提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也提出对阜姆的主权要求；他们认为，依照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这座意大利人占多数的城市理应得到承认，尽管它并未列入条约。于是，两处领土被纳入同一项要求——既要兑现《伦敦条约》的承诺，也要得到阜姆。对接受这种说法的人而言，和平谈判并非普通的边界争议，而是在检验意大利的牺牲是否会得到尊重。

当威尔逊绕过意大利代表，通过一家法国报纸发表致意大利人民的信，解释自己为何既不让出达尔马提亚，也不让出阜姆时，这场考验便有了令人蒙羞的公众层面。书中特别指出，人们感受到的伤害不仅来自拒绝，也来自这番呼吁中居高临下的语气。意大利仿佛被当作一个需要强权训导的小盟友。在同一氛围中，还有传言称乔治·克列孟梭贬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为“素食老虎”，进一步加深了国家受到轻蔑的感觉。

代表团离席与国家怨愤的形成

1919年4月24日，奥兰多和西德尼·索尼诺突然离开巴黎和会。他们的离席是一场自尊而醒目的抗议，一时间似乎让不同政治立场的意大利人团结起来。4月最后一周，全国各地的广场上挤满了要求意大利取得阜姆和达尔马提亚的人群。书中描述，一种共同的匮乏感逐渐形成；人们相信，昨日的盟友正在扣留曾向意大利承诺的一切，而意大利为此付出了六十万人的生命。伊瓦诺埃·博诺米形容，这场会议看起来像一场埋伏。

菲利波·图拉蒂在议会中指出，这场抗议也潜藏着危险。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无法确定协议能够达成，那么它先前鼓励的爱国期待就会让政府陷入困境——此时退让只会显得像是受辱。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切中要害。意大利把注意力放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主权要求上时，其他战胜国却继续在没有意大利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谈判，瓜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以及前奥斯曼帝国在近东的领土。代表团离席十五天后，奥兰多和索尼诺返回巴黎，急于赶上与德国代表团的谈判。他们的归来戳破了强硬抗争的姿态。曾以为意大利正独自对抗战胜国的公众只剩下失望；在许多人看来，战争牺牲似乎没有换来相称的回报。

这种情绪在一个早已徘徊于期待与灾难之间的国家里逐渐积聚。4月15日，数万人聚集在米兰的一场集会上，现场弥漫着革命即将到来的期待。数千名示威者脱离游行队伍，向米兰大教堂广场前进。在那里，由女性举着弗拉基米尔·列宁肖像和红旗带领的社会主义游行队伍，与一支规模较小、由军官、阿尔迪蒂和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反向队伍相遇。随后发生了短暂冲突。这一事件并未把对和平协定的不满简化为某个单一政治派别的问题；相反，它呈现了一个动荡的公共世界，不同运动都在试图赋予战后危机以意义和方向。

邓南遮的象征与记忆政治

5月6日，邓南遮在罗马卡比托利欧山向聚集在那里的庞大人群发表演说。他以“被阉割的胜利”为喻，让身体健全的退伍军人在象征意义上变得残缺——他们虽在战场上获胜，却被引导着把和平理解为失败。这一意象的力量来自这种逆转。胜利可以被重新描述为伤害，而围绕领土的外交争端，也可以变成一个关于国家失去了什么的切身问题。

这场演说恰逢奥兰多和索尼诺返回巴黎，使公众的怨愤有了直接的政治背景。邓南遮的随从将一面三色旗铺在阳台栏杆上；这位诗人触摸了裹在乔瓦尼·兰达乔遗骸上的旗帜。兰达乔是他的密友，在战时的一次突袭中丧生。这面旗帜把国家象征与个人死亡联系起来；下方的人群则仿佛在自己身上寻找这个比喻所暗示的缺失肢体。这个场面将哀悼转化为公共仪式，并让阵亡者成为“胜利尚未完成”这一主张的见证。

这个意象早在演说之前就已出现。1918年10月，停战协定签署前，邓南遮曾警告说，意大利的胜利不会被阉割。这个说法在尚未复员的士兵中流传，几个月后又成了对战后和约的描述。它从警告转变为对国家状况的诊断，仿佛预言得到了应验。这个说法不只是陈述失望；它还将失望组织成这样一种预期——本应属于死者的某种回报已被夺走。

从怨愤到政治景观

书中反复把这种情绪置于一些场景之中，让政治看起来像战时仪式。在米兰，一枚用于照亮无人区的照明弹划过集会的上空，随后费鲁乔·韦基以战斗话语向人群发表讲话。天空短暂化作令人想起战区的景象，将政治动员与退伍军人的经历联系起来，却没有消解人群内部的冲突。这些场景表明，战争记忆如何能够以意象、舞台呈现和集体情绪的形式，被带入当下政治。

后来，邓南遮在一次面向军团士兵的演说中，将阜姆与凡尔赛对置。他把1919年说成阜姆之年，而非和平谈判之年；他将这座城市与青春、生命、信仰，以及一个超越死者的未来联系起来。尽管阜姆人并不希望他留下，他还是继续留在那里；但叙述随即对这一宏大主张作出限定——意大利人并未追随他，而他的号召力也已开始消退。这一反差十分重要。围绕阜姆，民族复兴的言辞可以积聚力量，却并不代表一种已经定型的全国共识。

贝尼托·墨索里尼提出的法西斯纲领中，也出现了相关的政治话语。纲领承诺将意大利人塑造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使国家面向帝国未来，并把国家视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工具。后来，墨索里尼把运动的发展描述为从少数小团体发展成军团，从一个民族发展为国家，继而建立追求扩张的政权。这些承诺并非简单重复邓南遮的怨愤，却可以转向并重塑这种怨愤所帮助确立的情感结构——对屈辱与衰落的叙述，可以由重生、团结与力量的叙述来回应。

阵亡者与这种情绪的余波

1921年无名战士的安葬仪式，为集体损失提供了一个国家层面的焦点。一名身份不明、经抽签选出以代表所有阵亡者的士兵，被安放在大理石棺中；这是统一后的意大利举行过的最庄严仪式。仪式没有提供个人生平来区分不同的损失；它的力量来自让这名无名战士代表所有死者。法西斯领袖在墓前屈膝时，这场仪式将政治权威与战时牺牲的公共崇拜联系起来。

1924年8月，马泰奥蒂之死也引发了另一场相关的葬礼场面。应维莉娅的请求，他的遗体被送回弗拉塔·波莱西内，而没有依照图拉蒂的提议，在罗马举行具有政治意味的葬礼。农民、劳动者和铁路工人聚集在沿途和弗拉塔·波莱西内；在当地，哀悼者高呼要求正义、报复与自由。这一事件并未被描述为围绕阜姆的领土争端的延续。不过，它确实表明，书中如何反复探讨死亡、安葬和人群的政治意义——对牺牲的记忆可以支撑相互竞争的主张，争论谁代表国家，以及正义要求什么。

因此，在书中，意大利“被阉割的胜利”情绪与其说是一项单一的政策要求，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反复调用的政治情感结构。它让胜利之中也能呈现失败，将国家地位与对死者的记忆联系起来，并把公众集会变成呈现和转向怨愤的场所。它经久不衰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双重运动——它既揭示了真实存在的战后失落感，也为政治人物和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话语，使他们得以宣称自己代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