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者与现实主义者

小说中梦想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对照，并非在可敬的希望与明智的怀疑之间作简单取舍。格尔绍姆·瓦尔德不信任普世之爱和政治救赎，却坚称，正是梦想者使其余人类不至于陷入彻底绝望。沙尔蒂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关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存的愿景、大卫·本-古里安建立犹太国家的决心，以及舒穆埃尔对耶稣和犹大的重新诠释，赋予了这场对立政治和宗教上的力量——梦想或许会失败，但击败梦想的现实主义也可能带来自己的悲剧代价。

瓦尔德的现实主义与爱的限度

瓦尔德称阿布拉瓦内尔是梦想者，因为他相信人类能够彼此相爱，且这种爱可以普遍存在。瓦尔德否定这种可能性。他认为，爱是亲密而有限的；宣称爱全人类或整个群体，只是修辞，而非个人依恋。他的论述甚至没有把近在咫尺的爱理想化——爱可能掺杂私利、占有欲和嫉妒，也可能比人们愿意承认的更接近仇恨。这种对照表明，瓦尔德的现实主义既怀疑政治口号，也怀疑对人类情感的理想化描述。

他以同样的怀疑态度看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冲突并非源于彼此缺乏了解——两个民族都知道，对方也眷恋同一片土地，而且不会自愿放弃这片土地。因此，阿布拉瓦内尔寄望于相互理解和善意能够化解争端，实则是把一场严峻的物质利益冲突误当成误会，以为友好交谈便能消除。瓦尔德用两个民族争夺一片土地的意象，使障碍变得具体——一起喝咖啡并不能抹去彼此不相容的主张。

然而，瓦尔德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梦想者。在描述阿布拉瓦内尔愿景的局限后，他说，梦想者救不了人，但若没有他们，笼罩众人的诅咒会沉重得多。他们的存在，甚至能使那些明智而绝望的人不至于完全麻木。这番让步使他的现实主义更为复杂——梦想在政治上可能无济于事，却仍能保留一种单靠冷静计算无法提供的人性能力。

阿布拉瓦内尔与本-古里安——彼此对立的政治愿景

阿布拉瓦内尔与本-古里安的分歧，使这种对照成为一场关于犹太人未来的争论。阿布拉瓦内尔反对建立犹太国家，并提议在英国撤离之际成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享权力的共治政府。他相信存在另一种政治安排；正因持有这一立场，他被逐出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及犹太代办处的领导层。瓦尔德承认，相较于阿布拉瓦内尔的构想，他站在本-古里安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一边；舒穆埃尔则质疑围绕民族事业的圣经式修辞，并警告说，如果没有和平，阿拉伯人最终或许会击败以色列。

阿布拉瓦内尔的反对并不局限于他那个时代的具体民族政治安排。阿塔莉亚称，他对国家以及由民族单元划分的世界并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世界观已经过时而且幼稚。他把国家比作动物园里一排排彼此隔开的笼子，以此表达自己拒绝把民族国家视为政治生活天然或最终形式的立场。阿塔莉亚称梦想者是本-古里安，而非她的父亲——在她看来，他和追随者追求的民族愿景，走向了屠杀、驱逐以及两个群体之间持久的仇恨。

瓦尔德回忆，阿布拉瓦内尔曾在与本-古里安和戴维·雷梅兹交谈后发出警告。阿布拉瓦内尔担心，本-古里安已经成了假弥赛亚；他的事业会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卷入无休止的流血冲突。他还警告说，受压迫者所渴望的或许不仅是自由，也可能是成为压迫者。把这段回忆与瓦尔德对本-古里安战略判断的敬重并置，便显露出一种悲剧性张力——一个民族依靠武力求生，同时也面临着追求解放者重演自己曾遭受的支配的危险。

瓦尔德为本-古里安辩护时，依据的是具体判断，而非凯旋式的论调。他认为本-古里安是伟大的犹太领袖，因为他明白阿拉伯人不会轻易接受犹太人的存在，也不会愿意分享领土和权力，而且不能指望外部力量保护犹太人。米哈曾在特拉阿尔扎的树林里练习使用武器，也认同安全不会由别人拱手送来的判断。但瓦尔德同样记得米哈死后那片沉默，以及他想象阿布拉瓦内尔或许会提出、却无人说出口的问题——这一切代价是否值得？支持武力的务实理由，并不能解答其后果所引出的道德问题。

耶稣、犹大与救赎之梦

同样的对立也塑造了舒穆埃尔对犹太人眼中的耶稣所作的研究，以及他对犹大的论述。他读到的历史材料并未呈现一个单一而定论的形象——《犹太古史》的记载存在不同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曾被质疑是后来加入的内容。拉比文献中提及耶稣的记载并不确定，或带有敌意；《巴比伦塔木德》中谴责耶稣的段落，几乎从所有印刷版本中删去，因为犹太人担心基督徒邻居读到后会造成后果。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对耶稣的诠释受到宗教论辩以及保存这些文献的社群所面临的危险影响。

中世纪犹太著作同样从嘲讽和论战，延伸到较为审慎的论述。后来以《祭司内斯托尔之书》闻名的匿名阿拉伯语作品，驳斥了基督教关于福音书、三位一体和耶稣神性的主张；有时，它把耶稣描绘成虔诚的犹太人，并称其形象在死后遭到改造。拉比格尔绍姆·哈-科亨反对对耶稣进行粗俗侮辱，尽管他自己的作品也质疑《新约》。在《库扎里》中，耶胡达·哈-列维不带嘲讽地叙述了一位基督教学者对耶稣的看法；迈蒙尼德则称耶稣是假先知，却认为基督教是人类脱离异教、转而信奉以色列之神的一个阶段。拉比耶胡达·阿里耶·德·莫德纳主张，耶稣是一个没有自称为神的法利赛人。这些论述共同使诠释史本身成为舒穆埃尔研究的一部分——耶稣的形象会随着诠释者的宗教、思想和历史立场而改变。

舒穆埃尔独特的切入点，是追问为何那些质疑基督教耶稣叙述的犹太作家，常常对犹大只字不提。他指出，即使是把耶稣说成犹太人，或指责耶稣是术士的作者，也会避开犹大这个背负了世世代代仇恨与蔑视的人物。在舒穆埃尔的诠释中，这种沉默有其意义——他想象犹大不仅是背叛者，也是一名门徒；他对耶稣救赎使命的确信，或许体现了一种激进的信仰。

在舒穆埃尔的叙述中，耶稣本人也是一个为疑虑所折磨的梦想者。他怀疑自己是否真是蒙拣选之人，也担心自己会在耶路撒冷失败。犹大没有抛弃他；相反，犹大坚持耶稣是救主，并相信耶稣在钉十字架后幸存下来，就能向世人显明自己的神性。耶稣仍怀着恐惧前往耶路撒冷，犹大则把这场磨难视为救赎来临前的最后考验，以此坚定他的决心。在这一重新诠释中，犹大的行动并非出于毁灭耶稣的愿望，而是源于他对承诺将实现的信念。这个梦想蕴含着可怕的风险——要让救赎显现出来，竟须促成那场人们期待耶稣从中脱身的死亡。

梦想的代价与其余留

瓦尔德的怀疑不只针对民族主义和宗教，也延伸至一般的革命承诺。他认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声称能够拯救人类的现代运动，一旦掌握权力，都可能变得暴力。他否定用强加于世界的方案来救赎世界的想法，并警告人们不要试图使人类变得完美。因此，他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在判断阿布拉瓦内尔的提议是否可行，也更广泛地怀疑，救赎计划可能转变成强制和流血的工具。

然而，小说并未让这种怀疑成为最后定论。瓦尔德为梦想者辩护、舒穆埃尔试图重新发掘犹大的另一种意义，以及阿布拉瓦内尔拒绝把民族权力等同于政治可能性，都保留了没有在当下事件中占据主导的替代道路。他们的愿景揭示了单纯以武力为组织原则的政治有其限度，而瓦尔德的警告则避免人们把理想主义误认为轻易可行的补救之道。梦想者或许无法调和彼此对立的主张，也无法抹去历史的后果；他们的重要之处，在于不让人们把这些后果视为人类未来唯一可想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