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凯里在海德堡失去宗教信仰，是一场逐渐动摇权威的危机，最终由一句坦率的话促成了决定性的个人转变。接触到英格兰教会之外真诚信教的人，并听威克斯揭示确定性的局限后，他发现自己已不再信上帝。这一变化使他摆脱恐惧和继承而来的教义，却基本没有改变他的基督教伦理习惯，也无法彻底平息他对永罚的焦虑，或对亡母的悲痛。

宗教熏陶与继承而来的信仰

菲利普的信仰危机根植于他童年的宗教环境。在布莱克斯特布尔的牧师住宅，信仰融入日常生活，教会权威也渗入当地社会。牧师与邻居分享报纸，而购物和社会地位都与上教堂交织在一起——凯里夫人避开不从国教派的牧师，牧师则把去礼拜堂视为严重的宗教和社会过失。这种环境呈现出的英格兰教会，不只是众多传统之一，而是共同体生活理所当然的中心。

与其低教会派教区相比，牧师本人的宗教身份在仪式趣味上更接近天主教。他自称天主教徒，欢迎仪式更加华丽的可能性，并反对乔赛亚·格雷夫斯以“教皇派”之名反对祭坛烛台。这场分歧表明，即使在国教内部，宗教身份和实践也可能受到争议。然而，菲利普最初接触信仰时，信仰与其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不如说是由家庭、学校和榜样提供的框架。

在学校里，一阵虔敬风潮使菲利普加入圣经联盟。他把自己的姓名和学校寄到伦敦，签下连续一年每晚阅读《圣经》的承诺，并交了半克朗。作为回报，他收到每日阅读日历和一份印刷祷文。他勤勉地阅读指定篇章，却没有像审视周遭生活那样，对经文内容进行道德审视。圣经联盟让旧约与新约书卷交替出现，把读经纳入有纪律的日常安排，却没有教他质疑继承而来的教义如何塑造他的判断。

接触不同宗教

在海德堡，菲利普遇到一些无法轻易纳入原有信念的例子。为了学习德语，他星期日上午曾参加路德宗礼拜。海沃德到来后，菲利普开始和他一起去望弥撒。他看到几乎空无一人的新教教堂与拥挤的耶稣会礼拜仪式之间有明显差异；参加弥撒的人显得真诚，而非虚伪。会众显而易见的虔诚，使他更难把罗马天主教徒看作明知信仰虚假却仍坚持信奉的人。

他与威克斯的交谈使这种疑虑更加尖锐。菲利普曾受教，或已默认，人们信奉其他宗教是出于顽固或私利，而不信者则品行邪恶。然而，信仰与菲利普截然不同的威克斯，曾像母亲照料孩子那样，在菲利普患了三天感冒时照顾他。威克斯的善意揭示出菲利普所受宗教教导与实际品行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菲利普被教导视为美德必要根基的信仰，人也能拥有美德。

随后，威克斯引导菲利普思考宗教信念为何会因人而异。耶稣会教堂里的南德意志人，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同菲利普对英格兰教会的信仰一样确信；穆斯林和佛教徒也同样可能笃信各自的传统。如果互不相容的宗教都能使信徒产生确信，那么仅凭自以为正确的感觉，就无法证明哪种信仰为真。菲利普也认识到宗教身份中偶然因素的作用——他本来可能出生在南德意志的天主教家庭，或英格兰的不从国教派家庭，而非国教家庭。

讨论从教会之间的差异转向知识本身的局限。菲利普问，为什么他这一代人就该正确，而早先的圣徒曾相信后来看来难以置信的事。威克斯回答，人们在各自时代的条件下形成信仰，并承认自己不知道当下是否已经抵达真理。菲利普问人究竟如何才能相信，两人都无法给出确定答案。这些交谈并未以另一种信条取代原有信条，而是动摇了这样一种假定——继承而来的确信足以证明信条为真。

不再信仰的时刻及其直接影响

菲利普问威克斯怎么看海沃德的宗教信仰，听见威克斯说海沃德容易被风雅的事物吸引。菲利普停顿片刻，说：“我不明白人为什么非得信上帝。”话一出口，菲利普便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他为这一发现感到震惊和害怕。他匆匆离开威克斯，想独自待一会儿，并把这一发现看作对人生影响深远、或许关系到永罚的决定。

接下来的几周里，菲利普读了一些有助于怀疑论的书，但这些书只是印证了他已经发生的转变，而非促成转变。叙述把他的不信表现为气质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信仰是从外部灌输给他的，而新的环境和新的榜样让他得以认清，那并非属于他自己的信仰。他脱下童年的信仰，仿佛脱去一件不再需要的衣裳。这一意象既表现出变化看似简单，也揭示了他失去的支撑有多深。

起初，没有信仰的生活让他感到陌生和孤独。菲利普直到失去信仰，才明白宗教信念曾为自己提供了多少支撑。然而，摆脱信仰很快带来了振奋。他想起特坎伯里大教堂漫长的礼拜、布莱克斯特布尔寒冷的教堂，以及不得不参加的祷告和读经；他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那些令他厌烦的宗教仪式。他的新立场似乎也使他摆脱了地狱之惧，以及每个行为都带有紧迫永恒后果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只须对自己负责，甚至出于习惯，仍感谢上帝让他不再信上帝。

道德、恐惧与持久的情感牵系

不信并未立刻使菲利普摒弃基督教道德。他仍认可基督教美德，并认为即使没有奖赏或惩罚，实践美德也值得。在教授夫人的家中，他努力更准确地讲真话，也更留心那些与他交谈的年长女性。他还不再使用过去为了显得男子气概而说的誓言和粗话。因此，这一变化把教义与伦理行为区分开来——他拒绝超自然框架，却保留了自己认为与善良有关的习惯。

在后来与阿瑟尔尼的一次交谈中，这种区分仍然意义重大。阿瑟尔尼提出，宗教也许会把道德随信仰一并传授，因此即使信仰被抛弃，道德仍可能保留下来。他还认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气质——如果把信仰灌输给一个缺乏宗教倾向的人，这些信仰最终可能消失。菲利普早年失去信仰的经历，与这些话形成了具体的呼应。他自己的经验早已表明，宗教信念与道德实践可以彼此分离，尽管他起初曾认为道德与教导自己的宗教不可分割。

摆脱信仰并不意味着从此不再有任何宗教恐惧。菲利普仍然担心自己或许错了，或许有一位上帝会永远惩罚他。有时，继承而来的恐惧会强烈地再度袭来，而理性无法提供决定性的安慰。他对自己说，自己无法强迫自己相信，也不该因为诚实地不信而受责备。这一回答并没有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标示出他所理解的自身责任边界。

思想上的解脱也没有消除个人悲痛。抽象地想到永生时，菲利普能够相当轻易地放弃信仰；但一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他便几乎落泪。信仰带来的不仅有教义和宗教义务，也有重逢的承诺。因此，信仰的丧失留下了一种无法由论证弥补的个人缺憾，使获得解脱的时刻始终与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

叙事意义

这一情节把宗教信仰的变化呈现为接触与反思的结果，而非辩论中的简单胜利。路德宗和耶稣会会众之间的差异、威克斯的善意，以及不同传统中的人们同样确信自身信仰这一认识，都对菲利普继承而来的宗教图景形成冲击。决定性的言辞出自他本人，但让这些话成为可能的问题，则产生于新的环境以及布莱克斯特布尔牧师住宅之外的人际关系。

菲利普失去信仰，也开启了一种此后持续重要的区分——继承而来的信仰可能消逝，而道德习惯、情感牵系和恐惧依然存在。起初，他把无神论体验为摆脱强加教义和永恒审判的自由，但它并未使他干净利落地逃离过去。振奋、残余的恐惧、留存的道德和对母亲的悲伤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情节表明，不信并非宗教影响的终结，而是宗教主张及其后果在他内心延续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