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从未有过的样子

约阿希姆是叙述者,他童年的发现、家庭关系和后来的反思,使记忆本身成为全书的核心主题。七岁时,他刚获准独自步行上学,便在一座花园里发现了一名退休老人尸体。他试图讲述这段经历,却逐渐有意编造起来;随后,一个虚构的细节——死者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竟让他想起了一处真实却已被遗忘的细节。这种反转成为约阿希姆理解故事如何改变、甚至有时能够找回过去的范例。

身份与童年

约阿希姆在一所精神病院的院区里长大。满七岁后,他获准独自步行上学,这份新获得的独立改变了他体验熟悉环境的方式——医院院区,以及院外的街道、花园和树篱,都成了一个他可以按自己的步调探索的世界。他留意那些地方,仿佛正与它们面对面相遇,而不是只在母亲或兄弟陪伴时才看见它们。

医院作为家庭生活场所,也塑造了他的童年。圣诞节时,对他而言,一年中最重要的盛事之一,便是陪同医院院长赫尔曼巡视病房。每场庆祝活动都必须安排在二十分钟的探访时间内。礼物揭晓前,患者和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稍作停顿后,患者便扑向包裹,撕开包装,并在几分钟内把许多礼物弄坏。约阿希姆很享受这混乱的场面。医院不只是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他见证强烈情绪、并熟悉地参与其中各种仪式的场所。

死去的退休老人和故事的形成

那名死去的退休老人是约阿希姆见到的第一个死人;此后,疾病、意外和年老才陆续带走他家中的其他亲人。他发现尸体后既不安又着迷。母亲安慰他时,赫尔曼则以自己的职业语言回应,把死亡置于生命无常的背景之中,并推测那名男子是在采花时心脏病发作而死。他安慰约阿希姆说,那人很可能没有受苦,却没有问约阿希姆当时为何在花园里,尽管他早已禁止他去那里。

约阿希姆的哥哥们起初不相信他。他们的不信最终引发了他的一次暴怒——他哭了起来,发誓自己确实发现了一个死人,并要求他们相信他。他们的怀疑转为安慰,还开始追问最细微的情节。然而,他仍然对没有警察联系他、报纸上没有刊登他的照片,以及发现死人却没有得到奖励感到愤愤不平。这件事既令人害怕,在孩子的想象中又是一个获得关注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周里,约阿希姆把发现尸体的经过讲给同学、亲戚、兄弟和父母的朋友听。他学会根据听众调整说法。面对想听恐怖故事的人,他着重描述尸体的腐烂和死者瞪大的眼睛;想给成年男子留下深刻印象时,他便把自己说成行事有条理、果断的人;面对女性,他则容许自己加入更多戏剧性的修饰。他知道自己在撒谎,却觉得故事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他必须不负这个故事。他想让这件非同寻常的事一直留在记忆中,于是死者的场景不断添上想象出来的细节。

当约阿希姆编造出尸体左手戴着一枚金戒指时,这个过程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他讲到这个细节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枚戒指,并意识到死者确实戴着一枚。虚构竟找回了一项原本未能由有意识的回忆提供的事实。这件事并没有消除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反而使这条界线成了约阿希姆不断回到的问题。他的谎言像一件挖掘工具,让一处真实却无法触及的细节重新显现。

家庭、工作与日常相遇

约阿希姆与赫尔曼的关系既亲近又疏远。有时放学回家途中,他会到医院探望父亲。赫尔曼不让他靠近候诊室,也不让他接触患者,并解释说患者或许是约阿希姆认识的人,比如某位老师的孩子。约阿希姆很好奇,但规矩不容商量——他不能进候诊室。这项限制让父亲的职业界限有了实际意义,即把患者的生活与儿子隔开。

赫尔曼在办公室工作时,约阿希姆可以安静地坐着,等父亲处理完文书。他父亲会问学校过得怎么样,却只期待简短的回答,对约阿希姆在学校生活的细节兴趣不大。尽管如此,约阿希姆还是喜欢待在那里。文书处理完毕后,赫尔曼会带他进入诊疗室;父亲坐在桌前工作时穿着医生袍,但接待患者时却穿普通衬衫和毛衣。禁止进入的临床世界与获准进行的私人探访形成对照,为两人的关系带来独特的节奏——关注有限、来往熟悉,而那条界限仍让约阿希姆着迷。

赫尔曼四十岁生日时的一段回忆,展现了更为轻松亲昵的一面。父子俩各看着一则花园家具广告的一面时,约阿希姆凑近去看广告中一个正在粉刷围栏的女人。赫尔曼慢慢举高那张纸,直到父子俩的脸隔着纸相对;他用自己的脸替换了画中的女人,两人笑了起来,随后他又把纸放低。约阿希姆在回忆当天更大的事件时,也记住了这次小小的互动,说明一幅看似无关紧要的图像,如何因围绕它发生的共同瞬间而留在记忆中。

约阿希姆也从家庭生活中吸收实用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总适合学校。看过赫尔曼给羊做治疗后,他在一篇关于潮汐的作文里用上了自己对阉割方法的了解。老师的提问揭示了他掌握的知识与作文要求之间的错位。这件事把他早年对具体身体和操作步骤的关注,与孩子容易将着迷的主题带入不合适情境的特点联系起来。

认出、失去与记忆的作用

多年以后,费迪南德把约阿希姆错认成自己死去的兄弟。费迪南德反复说约阿希姆还活着,并庆祝他以为的死而复生。直到那一刻,约阿希姆才明白这场混淆——两兄弟都曾从费迪南德的生活中消失,而活下来的兄弟被误认成了死去的那一个。通过费迪南德的错误,约阿希姆短暂地以另一个人的身份重获生命。这一幕表明,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取决于眼前的人,也取决于另一个人借以认出他的哀伤与记忆。

约阿希姆后来的反思,把戒指带来的启示扩展成一种更宏大的自传观。他怀疑过去是否真如表面看来那样确定可靠,或是否只是等待着被讲述,而只有未来仍可塑造。他设想,记忆必须被打开并加以梳理,而在未来真正变得不确定之前,过去或许必须先被当作混沌来接纳和塑造。按照这种说法,逝者可以通过记忆归来,既令人熟悉,又不受约阿希姆为他们构造的版本所限。

他重返精神病院院区时,眼前的景象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实在的对应。绵延围绕院区的长墙和大门已经消失;几栋建筑被拆除,另一栋空置着,窗户也已被砸碎;如今,高高的不透明围栏遮住了剩余院区的大部分。约阿希姆发现那里几乎空无一人,呈现出一副已撤空或关闭的样子。他童年的景观并未按照记忆中的模样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它和他描述的过去一样,必须以变化后的面貌重新面对。

叙事意义

约阿希姆最鲜明的变化,并非从一个不诚实的孩子变成能够提供完美记录的叙述者。相反,退休老人尸体的故事让他明白,虚构与回忆可能彼此交织——他的添饰既歪曲了叙述,又意外地找回了某件真实之事。反复讲述也表明,记忆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成形的——受到家人的怀疑、听众对恐怖故事的兴趣,以及费迪南德因哀伤而产生的错认所影响。

全书后来的反思都源于这一早期发现。约阿希姆并不把回忆视为被动取回一个已经定型的过去,而是视为重新开启、整理,有时还要凭想象重塑遗留下来之物的过程。因此,他的叙事既以记忆的不稳定性为主题,也以此为方法——故事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却也能让一个失落的细节——以及在费迪南德眼中,一个失去的人——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