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报告遭受虐待，使他对先前待遇的陈述进入关塔那摩官员的视野，但这并未促成一项完整的内部调查。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一个艰难的转变——此前他因恐惧和不信任而压下投诉，后来则决定向一名审讯人员开口；对方解释说，必须向上级报告同事的不当行为。后来的记录追溯了投诉在军方渠道中的流转，并证实审查已经启动，却未能完成。

开口陈述的决定

斯拉希解释说，他曾多次拒绝谈论自己受到的对待。他给出了三个理由——害怕遭到报复；怀疑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认为与其向他人诉说冤情，不如向上帝倾诉。他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是在无法确定披露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时作出的选择。

审讯人员继续耐心劝他开口，并解释说，按照职业义务，必须向上级报告同事的不当行为。考虑过自己的选择后，斯拉希同意陈述经过。在叙述的其他部分，他讲到一名审讯人员提及他年迈的母亲，以及她可能被关押的条件。这段经历具体呈现了他所说的恐惧——披露可能使他本人或家人遭到报复，但并未明确说明他认为哪种后果最有可能发生。

报告及其最初处理

按照斯拉希的说法，审讯人员听取了他的报告，并在卫兵被支开后，叫来另一名官员就此询问他。该官员试图防止陈述内容泄露给负责处理此事者以外的人。斯拉希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认为美国国防部可能正在展开内部调查，因为后来有人再次询问他所作的陈述。

后来的文件记录确认，这项报告是在2004年12月11日提出的，当时斯拉希已经与审讯人员合作数月。他报告称，早先的审讯人员在2003年7月至10月期间对他施以酷刑。时间点很重要——这项投诉针对的是前一年的待遇，而且是在他与审讯团队合作一段时间之后才提出的。

转交、审查与未完成的结果

施密特—弗洛报告记述了这项投诉在体制内的流转过程。审讯人员向其主管报告了这些指控；主管在审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询问斯拉希后，撰写了一份供存档的备忘录，送交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联合情报组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联合情报组随后将投诉转交军法署署长，按照拘押设施处理虐待指控的常规程序办理。

2004年12月22日，军法署署长指派联合拘押行动组、联合情报组和联合医疗组审查投诉并提供相关信息。由此启动的关塔那摩内部调查始终未能完成。因此，斯拉希认为自己的陈述引发了内部调查，并非毫无文件依据；但记录并未显示调查已经完成，也没有就他的指控得出明确结论。

旁证及记录的局限

这项投诉属于有关2003年特别审讯的更广泛记录的一部分。斯图尔特·库奇接手斯拉希的案件后，一名调查人员得以查阅审讯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记录谈话内容以及获取信息方式的每日备忘录。这些记录仍属机密，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拘押待遇调查报告和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审查总结了特别审讯及其计划。报告称，第二套经过周密准备的计划与斯拉希在日记中的陈述高度吻合。这些更广泛的文件旁证，与2004年投诉所引发的内部调查是两回事；后者并未完成。

记录还记述了2003年8月25日的一次模拟转运，之后斯拉希被安置在回声营一间隔离的小屋内。相关准备旨在限制光线和他与卫兵之间的视线接触，并减少外界刺激。这些细节将其投诉所指的时期置于有文件记载的审讯计划之中，但并未为他后来提出的每项指控提供最终的官方认定。

读者接触到的这段叙述来自一份带有政府删节标记的手稿。编辑解释说，注释依据手稿上下文和公开材料，包括解密文件与官方调查，辨认可能对应删节段落的信息；注释并未声称复原了原始机密文本。编辑还指出，无论是持有安全许可的律师，还是其他能够查阅未删节手稿的人，都没有审阅或确认导言和脚注。因此，这份报告的意义既在于可以追溯的官方转交记录，也在于仍然存在的局限——斯拉希开口陈述，投诉进入正式渠道，而调查却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