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

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也称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亚人或阿布·哈夫斯，在关于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的记述中，既是一名基地组织高级人物，也是斯拉希偶有联系的一位亲属。这种双重身份产生了重要影响——政府律师将这段关系视为斯拉希仍属于基地组织的证据，而公开记录则将阿布·哈夫斯描述为反对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的人。因此，他的经历使得将亲属关系和零星援助转化为持续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这一做法更为复杂。

身份与亲属关系

阿布·哈夫斯是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成员，也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高级神学顾问之一。他还是斯拉希的远房表亲。他们的关系因婚姻而更加紧密——阿布·哈夫斯是斯拉希妻子的姐妹的兄弟，因此既是斯拉希的表亲，也是姻亲。这些交叠的亲缘关系使他成为斯拉希大家族网络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调查人员认为与斯拉希有关联的政治或宗教人物之一。

根据现有细节，两人保持着有限但持续的联系。斯拉希在德国生活期间，他们偶尔通过电话联系。斯拉希曾两次协助阿布·哈夫斯向其在毛里塔尼亚的家人转账4,000美元，时间约在斋月前后。记述将这些描述为具体的实际援助行为，但没有将其称为对基地组织的行动支持。他们的关系后来在法庭上的重要性，源于政府如何把这些联系串联起来，形成关于斯拉希成员身份的更广泛主张。

在德国的联系与安全案件

斯拉希于1991年加入基地组织，并在当时宣誓效忠。他坚称，自己参与该组织的经历随着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垮台而结束。20世纪90年代，他在德国继续与一些曾在阿富汗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保持联系，其中一些人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他也偶尔与阿布·哈夫斯联系。1999年，德国情报部门注意到阿布·哈夫斯使用奥萨马·本·拉登的卫星电话打出的一通电话。记述将这通电话视为这段关系引起情报部门关注的节点，但并未证明电话内容涉及任何阴谋或袭击。

政府主张斯拉希仍属于基地组织时，部分依据是他与阿布·哈夫斯及少数其他熟人的联系和交往。法院记录称，政府的理论建立在斯拉希的效忠誓言、人际关系和各种援助形式之上，其中包括接待组织领导人，以及将有意加入圣战的人介绍给一名行动人员。法官詹姆斯·罗伯逊考察了证据是否表明斯拉希在被拘押时仍是积极成员。他指出，这些联系是零星的，即便可能存在支持举动，也不构成对恐怖主义的犯罪性物质支持。在他的评估中，斯拉希与仍在活动的人士有限交往，也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避免亲密往来，同时不公开与他们为敌。

反对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

阿布·哈夫斯在基地组织中的地位，使他与斯拉希的关联在政府的说法中尤其具有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他；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后，悬赏金额升至2,500万美元。然而，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曾报告，阿布·哈夫斯反对这些袭击，并曾根据《古兰经》写信劝说奥萨马·本·拉登不要发动袭击。这一对照对证据叙述很重要——仅凭高级职位和与斯拉希的亲属关系，并不能证明他赞同这些袭击。

政府并未以斯拉希协助实施9·11袭击为由寻求拘押他。到人身保护令诉讼期间，政府已经放弃了先前关于斯拉希因协助实施这些袭击而可依据《军事力量使用授权》被拘押的主张，并承认他甚至可能不知道这些袭击。争议的焦点转而在于，他的效忠誓言以及与阿布·哈夫斯等人的间歇性联系，是否表明他被捕时仍属于基地组织。阿布·哈夫斯反对这些袭击这一事实，更鲜明地凸显了与组织成员有联系和支持某一特定行动的证据之间的区别。

伊朗、回国与获释

袭击发生后，阿布·哈夫斯离开阿富汗前往伊朗。伊朗当局对他采取相对宽松的软禁措施，持续十余年。2012年4月，伊朗将他遣返回毛里塔尼亚；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两个月。据报道，在拘押期间，他会见了一个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国际代表团，谴责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并放弃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他于2012年7月获释，此后恢复自由生活。

他的获释使阿布·哈夫斯与斯拉希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和历史层面留下未解之处。阿布·哈夫斯曾是政府用来主张斯拉希仍是基地组织成员的最重要关联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后来被遣返回毛里塔尼亚，公开否认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并在那里自由生活。记述并未声称，他后来所处的状态解决了斯拉希的案件。相反，记述展现了同一段关系如何既能被呈现为持续从属关系的证据，也涉及家庭责任、有限联系，以及一位有记录表明其反对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的亲属；这使得任何关于双方目标一致的简单推断都难以成立。